什么表现能让贪官从轻处罚？
对于刑（九）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此前曾表示，修改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再单纯以具体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而是将犯罪的情节和数额综合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犯罪情节被认为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自首、立功、揭发以及认罪悔罪态度、退赃表现等，而在此之前，落马官员在审查及庭审中的表现也同样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
江苏某地的一位检察官向“政事儿”表示，涉案数额是基础性的标准，如果有自首、立功等情节都会考虑从轻处罚。
“政事儿”注意到，法院对多位获刑省部级官员的判决意见中都有如下表述：法院审理认为，其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赃款赃物全部追缴，认罪悔罪，可从轻处罚。
从轻处罚案例中，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比较典型。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到１３日，周永康“门徒”李春城、王永春、郭永祥和蒋洁敏被集中宣判，受贿金额近４０００万的李春城在四人中获刑最短，其因受贿罪获刑１２年，因滥用职权罪最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１３年。
李春城
法院判决显示，李春城在受贿犯罪及滥用职权犯罪方面均有重大立功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和减轻处罚。
“看不见”的影响也是量刑考虑因素
“政事儿”梳理发现，受贿金额、情节相近的省部级官员在量刑上也存在差异。
与多位官员受贿千万获刑１２年的情况不同，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１１３２余万元被判有期徒刑１５年。法院审理认为，季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赃款赃物全部退款认罪悔罪，可从轻处罚。
上述刑庭法官告诉“政事儿”，每个案件都不一样，即使是坦白，有的可能坦白一小部分事实，有的可能坦白内容较多；基于金额和犯罪情节，合议庭在具体量刑中也有一定的裁量权，因此出现差别是允许的。
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副教授雷小政认为，除了受贿金额和犯罪情节外，还要考虑其行为对被侵害客体、公共利益等的影响，公开报道中这些影响有时很难通过具体数额和情节表现出来。
另有多位专家也表示，除了涉案金额和情节，犯罪过程中“看不见”的影响会在量刑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