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是一部认真讲故事的电影，要搞清楚这样一部电影到底在表达什么，我们不妨像小学语文课上一样，给故事总结一下主要内容，分析一下中心思想。与小学不同的是，你的总结和分析没有标准答案。“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只需要问，这个故事在你看来是怎么样的: 故事发生的情境是什么，人物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结果如何。在我看来，电影《三块广告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一位痛失女儿的母亲因不满小镇警方的办事拖沓，用合法但在其他人看起来不近人情的方式逼迫警察行动，结果引发了一系列不合法但是充满人性和温情的行为。
在我为故事写的这一段梗概中，我列举了一些关键词，下面我将逐一分析这些词，最终总结出我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故事发生的背景。相信很多人在这部电影的宣传海报里都看到了它的英文原名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直译过来应该是"密苏里州艾宾镇郊外的三块广告牌"。在官方翻译中被略去的地点状语，在我看来，恰恰是这部构成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艾宾镇是一个主要由本地居民组成的偏远小镇。如果你和我一样，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小县城的一条街上，或者是乡下的一个村子里，你可能会明白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每一个人认识很多其他人，熟悉他们的历史，熟悉这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一个地方，大家遵循很多年共同形成的行为方式来生活，法律和其他明文规则很少在显意识层面成为他们行为的指引。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严格来说并不合法的事情——比如一些地方民风很剽悍——但大多数这类行为都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更不会威胁这个社群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
《三块广告牌》就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对剧情发展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在一般故事里单纯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警局，在这个故事里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这个警局里的人都是镇上的居民，和镇上的人都是熟人，警长甚至受到了镇民们的共同爱戴。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故事发生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这样一个生人社会里，女主角与NYPD凶杀组的警察是熟人的几率微乎其微，在其他纽约市民的眼里，警局也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国家机关，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女主角的所作所为是公民对抗国家权力的正义行为。但是在《三块广告牌》的故事里，情况显然要复杂的多。以上是故事背景的分析，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人物行为。
纵观全片，我们可以发现，女主角是一个随性而为，丝毫不受规则约束的人。她唯一一次考虑到法律，就是故事开头在决定要租广告牌之前，她曾经考虑到写什么样的字眼是合法的。在镇民的眼中，她向警方施压的行为有些惊世骇俗，因为她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动用了生人社会的法则。但是站在女主角自身的角度来看，她的行为也是受强烈的感情驱动，在她自己看来无可厚非。作为整部电影戏剧冲突的起点，这一对矛盾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不同诉求的人所带有的不同立场; 第二，人性与法律的对立。
在矛盾的第一个层次里，女主角要为惨死的女儿讨一个公道，因此对无能的警局施加压力，而作为警局的头，警长成为施压的首要对象; 同时，警察和镇里的居民认为受他们爱戴并且处于癌症晚期的警长不该承受这样的责难。于是，女主角与镇里面的居民构成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不断升级，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最后，受到警长伟大人格的感召，女主角对立方的代表——就是那个混混警察——放弃仇恨，原谅了代理广告牌的红头发小伙子，并且帮助女主角去寻找真凶。
从这条故事主线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经典的戏剧冲突模式：冲突产生——发展——爆发。我们现在很喜欢用一个词，叫做“戏剧张力”。在严肃的戏剧理论里面，张力指的是冲突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给观众造成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来源于贯穿整部戏剧的基本矛盾，而不是快节奏的剧情、激烈的打斗追逐、或者演员歇斯底里的表演。一部具有张力的电影，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演员的表演，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内敛的，直到等来冲突的最终爆发以及紧张的释放。说句题外话，昆汀·塔伦蒂诺（代表作有《低俗小说》、《无耻混蛋》、《被解救的姜戈》）之所以受到影迷追捧，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在戏剧冲突的形式方面进行的探索。
如果说《三块广告牌》的戏剧冲突只包含上述的这个层次，它也许仍不失为一部不错的电影，但却不会有什么新意。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个层次的冲突。
对古希腊悲剧有所涉猎的人应该会觉得三块广告牌的主题有点像《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的女儿为了让她哥哥入土为安，不惜违反她舅舅发布的禁止收尸的政令，最后被处死。与安提戈涅不同的是，《三块广告牌》的女主人公是首先动用法律，后来才又违反法律。更有意思的是艾宾镇居民对前后两种行为的反应。对女主角在三块广告牌上面张贴标语的合法行为，不同的人分别采取了感化、施压、威胁、甚至放火的方式来逼她停止。而对于她接下来的一系列暴力行为，镇民们却表示了谅解。女主角踢了两个学生的裆部，没人追究；她钻伤了牙医的手，最后被放了，说明牙医没有上诉; 最后她烧了警局，矮个子大叔包庇了她，警局也不调查; 烧伤了混混警察，后者也原谅了她。
在《安提戈涅》的故事里，主人公以生命对抗恶法，最终以自己的死彰显了人性的光辉；而在《三块广告牌》中，主人公和镇民们也都在用自己的人性对抗法律，但这里暴露出的人性却更加复杂。镇民们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包容女主角的暴力行为？我们来分析一下女主角身上的几个特点：第一，女儿被奸杀焚尸，她内心的悲愤让她所有的行为都显得并不过分。第二，她是一个强者，面对人生的惨剧，她并没有像祥林嫂一样哭天抹泪地博取大家的同情，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去为自己讨回公道。这样的人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可是镇民们为什么又会反对女主角对警长施压的行为？因为警长已经处于癌症晚期，将会留下妻子去抚养两个幼小的孩子；同时，警长也是一个受人尊敬而且体面的人。这样一个人，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应该安静地享受天伦之乐以及人们的拥戴，而不是在破案的压力中疲于奔命。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比惨有点儿戏，但是回想一下，当我们还没有变得像现在这么聪明、理性的时候，我们是否就是这样在心中的天平上加砝码的。
我们再看影片中的另外一个情节：当混混警察以为是广告牌上的标语逼死了警长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找女主角报仇，而是将代理广告牌的红发年轻人扔到了楼下。站在观众的立场看，红发小哥是一个被卷进纠纷的中立角色，广告牌对他来说只是一个business，而他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如果他明确地站在女主角一方，或许结果会好一些）。那么，混混警察为何用如此残暴的方式报复他？显然，在混混警察的眼中，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business本身就是罪恶的。比起女主角敌意的行为，他更加不能容忍的是红发小哥无所谓的态度。他可能会这样想，“你作为本镇的镇民，凭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隔岸观火，不像其他人一样去阻止她，凭什么不去帮助受人爱戴又重病缠身的警长？如果你在一开始就阻止，警长就不会被逼死了”。当然，还有两个情况不能不考虑：首先，混混警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那么想必红头发所代表的叛徒形象是很容易在他心里扎根的；其次，女主角除了有悲惨的境遇之外，还是个很强悍的人，混混警察不一定敢惹。
在这部影片里面，我们会诡异地发现，人性和法律始终处于激烈的冲突中，但我们却很难判断正义站在哪一边。 如果将法制作为文明的方向，我们也许会觉得艾宾镇的居民有些愚昧，就像在大城市里工作的年轻人回看他们生活在小地方的父母时一样。然而，人们是否正是在愚昧的时候，表现出了更多的温情？假设在女主角在张贴了标语之后，镇民们因为这是合法行为而不假劝阻，让警长独自承担压力；再假设牙医在女主角第一次暴力行为后就把她告上法庭，让她去坐牢，我们还会在这个故事里面体会到温暖吗？可是反过来想，这种温情为什么又让我们感觉到如此压抑，如此没有希望。
影片的最后，混混警察与女主人公相互和解，两人共同踏上了惩罚罪犯的不归路，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新一轮人性与法律的对抗又要开始了。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典模剧本所具有的另外一个特点：首先，故事主线所呈现的具体矛盾要最终被解决，因为观众要经过情绪酝酿、发展、高潮、释放的过程才能达到完全的愉悦，这是戏剧形式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故事所蕴含的更深层次、更抽象的矛盾却会持续下去，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因为这类矛盾往往是一部艺术作品无法给出解决方案的。
对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评价都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为一部2017年底上映的电影，《三块广告牌》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一个人情浓厚、法律观念淡薄的小镇上，这与很多人身处的现实环境形成了巨大反差。在故事中，由于法律的弱化，无论光辉还是丑恶的人性都得到了更详尽的展现；我们不禁要想，在森严的现实世界中，有多少人性是被法律压制的。
今天的我们身处于城市化、全球化、网络化三大浪潮中。人们在同一个地方各自生活着，在拥挤中变得陌生，共同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难形成，基于公德制定的法律逐渐成为人际关系的基础，而私德存在的范围越来越小。法律的基本责任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但即使完美制定、完美执行的法律也无法独力承担起这个责任。一旦私德消失，人际关系中缺少了润滑剂，完美的司法将沦为压制愤怒的棍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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