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1818年生于德国古城特利尔，比维多利亚女皇的诞生要早一年。31年后，他作为一个流亡者在伦敦定居（在这之前他曾以革命者的身份到过该地），直到1883年逝世。维多利亚女皇活到20世纪——1901年，在这个世纪里，马克思的影响扩大到全世界，而维多利亚帝国消失了。 ——阿萨·勃里格斯《马克思在伦敦》
一、霍乱时期的伦敦和哲学家的贫困
1849年8月，卡尔·马克思来到伦敦。夏日的街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马粪味儿，维多利亚时代的嗅觉体验。乔治·施里比亚引入的三驾公共马车，已经在城市里奔跑了20年。碰上雨天，大堆的马粪被从街面上冲走，它们与其他污物一起流进下水道，汇入泰晤士河，而泰晤士河是居民生活用水的水源。现代流行病学将这通操作视为反面典型，可当时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硬着头皮迎接瘟疫的降临。马克思抵达之前，霍乱已经在伦敦流行。这是19世纪霍乱第二次光顾此地，15000人为此赔掉了性命。好在人口很快会补充进来。
马克思是过去十年伦敦33万新移民的一分子。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以无产者的身份踏入这座城市。《哲学的贫困》作者，对哲学家的贫困并不陌生。
比较有趣，哲学家伦敦的第一处住所在时髦地段，切尔西区国王路附近，安德森街4号，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房子不大，却要挤下一家六口：马克思、夫人燕妮、长女小燕妮、次女劳拉、长子埃德加、女佣海伦·德穆特·琳蘅。此外，燕妮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次子亨利。
马克思来到伦敦当年的11月5日，篝火节之夜（盖伊·福克斯之夜，盖伊·福克斯系17世纪初英国的天主教叛国者，企图炸毁国会大厦，密谋失败后被处极刑。民众燃起篝火，以示庆祝，篝火节之夜遂成传统），次子亨利出生。在母亲的回忆里，儿子出生那天，街面上的焰火照进了窗户，满耳都是“盖伊·福克斯”的喧嚣。燕妮给亨利取了个小名，叫“福克斯”。小福克斯是家里的第一位英国公民，大姐小燕妮是法国籍、二姐劳拉是比利时籍、大哥埃德加是普鲁士籍。四个孩子四种国籍，流亡者的履历丰富得可以炫耀。马克思本人则早在四年前就放弃了普鲁士国籍，成为无国籍人士。无产者没有祖国嘛。
对于夫人燕妮来说，亨利出生前后的几周，是一段惬意的时光。比起此前颠沛流离的生活，安德森街的蜗居好歹有了些居家的感觉。唯一困扰她的是儿子易惊的睡眠，亨利每两个小时就要醒来一次，母亲就必须强忍疼痛，将开裂的乳头塞到他嘴里。
幸福的烦恼，不可能持续多久。一件小事对马克思夫妇作了必要提醒，安德森街4号的房租是每月6英镑。双重因素让提醒成了通牒，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固定收入，另一方面燕妮母亲的资助是杯水车薪。摊牌的日子很快到来，亨利出生五个月后，1850年4月初某一天，由于租客拖欠房租，房东下达了逐客令。两位法警现场监督，他们查封了租客的所有财产，从床铺衣物到玩具摇蓝。安德森街4号门口聚拢了数百人，观摩逼迁的盛况，切尔西区所有的闲汉似乎都出动了。
呵呵，有点夸张，切尔西区的闲汉并未倾巢而出。离开安德森街街，沿着国王路往富勒姆区方向走不到500米，临街一幢有着哥特式尖顶的公寓里，76岁的闲汉克莱门斯·梅特涅，能在客厅壁炉旁一坐就是一下午。老人家是一位合格的寓公、不甘心的下野政客，深居简出又消息灵通。他的日常消遣是大声痛斥政敌科罗夫拉特的不仁不义，他的老伙计、滑铁卢战役的赢家威灵顿公爵是忠实听众。
作为旧欧洲保守势力的头号代表，梅特涅也是《共产党宣言》里第一个指名道姓提到的人。这本小册子公开出版的同一年，1848年欧洲革命的狂涛骇浪，将梅特涅掀出了原有的航道。1848年3月，奥地利帝都维也纳爆发反梅特涅示威，大势已去的梅特涅仓皇出逃，护照上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迈耶尔，来自格拉茨的批发商。算起来，梅特涅要比马克思早16个月到伦敦。但他们身份相同，都是流亡者。马克思一家租住于安德森街4号期间，从1849年10月到次年4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里，梅特涅和他伟大的批判者，居所相距500米左右。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未见两人街头邂逅的记载。
怎么说呢，梅特涅深居简出，马克思则忙着自己的事：重组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资助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其他流亡者。都是开销大的事，马克思却囊中羞涩。两难命题的答案，马克思得另觅安生之处。该去哪儿？
安德森街往东北方向四五公里，伦敦索荷区，一座露天的民族博物馆。法国大革命甚至更早的年代起，欧洲各国流亡者，意大利人、法国人、瑞士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纷涌而至，在这个小街僻巷密布的区域落脚。索荷的私人住宅，往往会被改建为更狭窄的空间，以收容更多的租客。餐饮、典当以及皮肉生意是此地的支柱产业，与之相伴，街面显得拥挤、嘈杂、肮脏不堪。或许在流亡者眼中，这多少带有点故乡的情调。1850年5月，马克思一家搬到了索荷，流亡者眼中的故乡。
同一个时间，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全科医生、英国最早的麻醉师约翰·斯诺，正在索荷各处的下水道口采样。霍乱已经在此收割了一茬新鲜的生命，麻醉师觉得自己有义务将精力转移到传染病上。关于霍乱，斯诺还没摸着门道，他的推测事后看却是英明的，只是当时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和南丁格尔女士在内，人们的共识是霍乱是呼吸道传染病，病源是瘴气。斯诺的观点与共识为敌，他认为霍乱不是呼吸道传染病而是消化道传染病，致病介质是水。为此，他在头一年8月，也就是马克思抵达伦敦的那个月，自费出版了论文《论霍乱的传播模式》。在这篇没啥影响、也不甚严谨的论文里，他明确提到了“被污染的水”。斯诺先生已经接近真相了，他需要的是证据，到索荷采样就是为了收集证据。
斯诺破解谜团要到四年后，1854年霍乱再一次席卷伦敦的时候。他绘制的霍乱死亡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点跳了出来。那是索荷区宽街的一处水泵，案发现场之一。犯罪过程大抵如下：居民生活废水通过下水道，排入泰晤士河。由于泰晤士河河堤工程尚未动工，被污染的河水渗入了居民区的水井。水泵将井里的水抽出，送回了居民的嘴里。多么沉重而沉痛的发现。当然，斯诺的流调报告还有若干衍生课题，譬如传染病与居住环境的关系、居住环境与社会阶层的关系，那是文科生的工作了。
马克思在索荷的新居位于迪恩街，离宽街水泵有步行五分钟的距离。索荷街上大都是一些乔治式建筑，门面不宽，造型刻板而严肃。好处是每一幢房子底楼都有一间共用的水房，女佣琳蘅不必抛头露面到街上的水泵去取水。真是幸运到家了。马克思在迪恩街共租住过两套房子，先前是64号，而后是28号。比之广为人知的迪恩街28号，迪恩街64号乏善可陈，面积比储藏室大不了多少，而且马克思一家在此仅居住了八个月，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次子亨利。一周岁生日没过几天，亨利死于脑膜炎引起的痉挛。孩子早夭，几乎是马克思人生悲剧的恒定主题。亨利只是开了个头，此后还会反复上演，都以迪恩街为舞台。
亨利夭折后不久，1851年1月，马克思搬到了迪恩街28号。迪恩街28号的房东是意大利厨子约翰·马兰哥，原来租客有两位，一位是马兰哥同胞，常住伦敦的糖果商；另一位是爱尔兰作家，名叫摩尔根·卡瓦纳。作家当二房东，划出自己的一部分转租给了马克思，楼顶两间房——临街的是客厅，后面的是卧室，租金一年22英镑。
马克思一家入住迪恩街28号时，与搬进安德森街4号时，家庭成员完全一致，夫妻俩加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以及女佣琳蘅。还有一个共同点，燕妮又怀上了，即将出生的三女儿弗朗西斯卡。这个不断添丁又接连失去人口的家庭，将在迪恩街28号住到1856年。
一位普鲁士密探，不知通过何种渠道窥得马克思在迪恩街的生活状况，报告如下：“马克思，尽管他性格暴躁，但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却是个无比温柔体贴的人。马克思住在伦敦的一个最糟糕，因而也是房租最便宜的地区。家里没有一件家具是干净和牢固的，一个旧货商人会对脱手如此一堆惊人的破烂货感到羞耻。当你走进马克思的房间，腾腾的烟雾刺得你双眼泪水直流，使你感到仿佛在洞穴中摸索徘徊。随着你对这种烟雾有所习惯，你就能够辨认出一些从霾雾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每件东西都是脏的，布满灰尘。因此，要坐下来竟成为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两把椅子，一把三条腿，一把四条腿。四条腿的椅子是给客人预备的，椅面上有孩子们吃剩的饭菜。如果你贸然坐下，你的裤子就别想要了……”侦查对象的一个特征，敬业的密探念念不忘：邋遢的家伙，嗯，好像从来不剃胡子！
在迪恩街28号斜对面，有另一重盯梢的视角，凯莉小姐剧院。妓女们正慵懒地躲在剧院门后，打量着黑暗中路过的醉汉，算计着他们兜里的剩余价值。
妓女们在夜色中钓鱼时，斜对面顶楼的马克思，没准正彻夜不眠地伏案写作。跟大多数天才人物一样，马克思没有固定作息，入睡和起床时间不定。他往往通宵工作，直到午间便在沙发上和衣而睡，不为进进出出房间的外界情况所惊动。
有点尴尬，废寝忘食的天才没啥正经营生。他勉强算得上有收入的工作，是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欧洲通讯员。通讯员按件取酬，每篇稿子1英镑。双方的合作由该报编辑查理·德纳牵线，自马克思搬入迪恩街28号那一年起，持续了11年。起初，通讯员的英语不甚流利，很多稿件是由恩格斯代笔。恩格斯最初代笔的19篇德国时评一炮走红，这就是后来的马恩经典《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美国读者由此第一次听说了“马克思”，没错，文章见报的署名全部是马克思，稿费也归在马克思名下。
真理先知的身边怎能少得了天使？恩格斯就是马克思的天使，他们的友谊高贵得让人自惭形秽。除了经常担任代笔枪手，“第二小提琴手”真正的角色是“第一提琴手”的提款机。为了更好地接济马克思，1850年11月，恩格斯移居曼彻斯特，任职于父亲的棉花商行。1英镑、2英镑、5英镑……汇票源源不断从曼彻斯特寄来。每每听到邮差敲门，马克思会如蒙大赦般嘀咕一句，燕妮为马克思的口述作了笔录：“一定是弗里德里希，我们得救了！”施主对灾民的要求并不高，卡尔，请赶快完成并出版你的经济学著作。
抱歉，这部著作的完成是在比较遥远的将来。马克思有重度拖延症，伟大导师的病症之一，病症之二是金钱无感症。后一种病症，会让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汇来的解药失效。导师理财方式是，手头宽裕时便千金散尽去帮衬更不济的流亡者；手头拮据时便竖起耳朵等着邮差的敲门声；如果《论坛报》的稿费和恩格斯的汇款都没如愿到来，就只能将家里不能当面包吃的东西送去当铺，譬如燕妮的首饰、银质的餐具和腿脚齐全的桌椅等等。典当是索荷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凡是矢志改造世界又把自己的世界打理得一团糟的人，迟早会成为当铺老板的熟客。迪恩街真实上演的一幕：《论坛报》的通讯员为写专栏出门买报纸，可他把大衣口袋翻了个遍也找不到一个便士，于是大衣被送进了当铺。此事发生于1852年的10月。
整个一年，马克思诸事不顺。年初，燕妮、长女小燕妮、女佣琳蘅先后生病。到了4月，三女儿弗朗西斯卡死于严重的支气管炎。弗朗西斯卡与她未曾谋面的二哥亨利一样，都是在一周岁没过几天便夭折了，都死于迪恩街。安葬弗朗西斯卡的钱是借来的，贫困和不幸联手暴击了马克思。
1852年，糟透了的一年，可能是过去几年里最遭的一年。谁能想到，比起之后几年，这又是最好的一年。失去弗朗西斯卡三年后，1855年4月，马克思最喜爱的长子埃德加死于肺病，年仅8岁。埃德加夭折确认了一个悲伤的事实，马克思所有男性子嗣都未活到成年。马克思的学生威廉·李卜克内西，见证了老师痛失爱子的一幕：他处于极度可怕的焦躁之中，近乎愤怒，拒绝任何安慰。
迪恩街再也呆不下去了，它只会使父亲想起在他怀中死去的孩子，一个又一个。埃德加去世次年，1856年9月，靠着燕妮继承的两笔遗产——苏格兰伯父的150英镑和母亲的120英镑，马克思还清了拖欠的房租，搬离迪恩街。下一站是伦敦北郊的格拉夫顿排屋9号。
迪恩街28号的门牌，对马克思夫妇而言是一段可怕的回忆，锥心之痛不堪回首。
这块门牌，在乔阿基诺·罗西尼看来，却是伦敦少有的怡人景致。意大利作曲家兼美食家，对于这幢乔治式建筑，有着迥异于马克思夫妇的观感。罗西尼与马克思，两个从未谋面的人，在不同时间共享了同一个空间。是的，就是迪恩街28号。
罗西尼入住迪恩街28号，要比马克思搬来的时间早很多，准确说要早27年。1824年3月起，在为期五个月的伦敦巡演中，罗西尼就租住于此。罗西尼出手要比马克思阔绰得多，他租下了整幢房子。与穷困潦倒的马克思不同，罗西尼不差钱。邀请他来伦敦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伯父、当时的国王乔治四世，酬劳30000英镑。
1851年的马克思无法想象，1824年的罗西尼是如何规划迪恩街28号的：底楼水房旁是专辟出来的厨房，作曲家偶尔会亲自下厨做一顿烤鹿肉；二楼是作曲家的书房，他在此创作了《拜伦勋爵哀歌》；三楼是作曲家夫妇的卧室，新婚夫人伊莎贝拉·科波兰会在傍晚临窗发呆；而马克思一家租住的顶楼，被作曲家用来堆放乐谱和乐器。每当罗西尼走出迪恩街28号，整条街的意大利移民就会围上来。他们天生爱凑热闹，叽叽喳喳问这问那：“乔阿基诺，布莱顿皇家行宫啥样儿？”
事实上，比起略显粗俗的意大利老乡，附庸风雅的英国佬才让罗西尼厌烦。他们一切都是客套的、假装的，不，他们根本不懂如何欣赏音乐，不像罗西尼的忠实粉丝梅特涅，《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响起，脸上就会露出迷之微笑。1824年的梅特涅还在维也纳，如日中天的奥地利宰相。
毕竟，真正的知音是在欧洲大陆。1824年8月，在收到巴黎意大利歌剧院院长的聘书后，作曲家没有片刻迟疑，说走就走。命运的安排，罗西尼当初堆放乐谱的顶楼，后来成了马克思的栖身之所，历时五年。忘了交代，马克思对《威廉·退尔》倒是推崇备至，罗西尼的收官之作，1829年在巴黎首演。此时，离马克思第一次来到巴黎还有14年。
如今，迪恩街28号是伦敦唯一立有纪念标志的马克思故居。它的底楼开有一家餐馆，叫“君往何处”。先生您去哪儿了？罗西尼去了花都巴黎，而马克思还要在雾都伦敦徘徊。
二、阅览室里的流亡者和改变世界的经济学
从迪恩街到索荷广场，从那儿转牛津街，再往东不远就是大英博物馆，走马观花也顶多一刻钟。大英博物馆又属于一个更大的地理范畴：布卢姆斯伯里，伦敦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
对于布卢姆斯伯里浓厚的文人气息，托马斯·卡莱尔没忍住说怪话的瘾，“总会有那么几个低能儿会去大英博物馆读书。”毒舌有自嘲的意思，他自己就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尤其是他从苏格兰来伦敦的头十年。《论英雄与英雄崇拜》和《过去与现在》，都是在大英博物馆查的资料。
毒舌的作品，成了马克思批评的靶子。1850年4月，文章出炉了，《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马恩联合署名。文章刊发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马克思勒紧裤腰带办的杂志。文章言辞犀利，笔力雄健，归谬法把卡莱尔逼入了逻辑死角。不消说，批评者和批评对象一样毒舌。
文章刊发的时间，约等于作者被安德森街4号房东逼迁的日子。一个月后，马克思搬到了迪恩街64号。又一个月后，1850年6月，他获得了一张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
帮马克思搞定阅览证的是安东尼奧·帕尼奇，意大利左翼流亡者，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图书管理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阅览室实行专属会员制，类似于绅士俱乐部，马克思在经济层面上肯定攀不上绅士。帕尼奇不理这一套，纵然马克思是贫困的，却是值得尊敬的先知式的清贫。1847年11月，他在红狮子酒吧旁听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比“要有光”更诱惑人。此番马克思的会员申请，给了帕尼奇近距离接触先知的机会。意大利人想都没想，便批准了先知的申请。不知什么原因，帕尼奇在与先知接触中，多次莫名其妙地提及故乡的莫丹那别墅，口气带着诅咒，“富丽堂皇的背后是一团乌烟瘴气，幸亏我逃离了那里”。马克思权且听之，在以后某个时间点，他会觉得“莫丹那别墅”代表了冥冥之中某种响应。
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是此后近30年马克思高频使用的物件。除了出门躲债的日子，马克思通常都会去大英博物馆打卡。马克思的阅读从《经济学家》的过期杂志开始，随后是休谟、洛克、李嘉图，再往后是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他对英国经济学史了然于心，完全可以去牛津经济系当教授。教授一般工作流程是白天在阅览室摘抄文献，晚上回到家里对资料进行整理。
迪恩街28号的房东、意大利厨子约翰·马兰哥，对大胡子租客充满好奇。他早出晚归，腋下总夹着个笔记本，写了些啥？大胡子有时说出的话，在厨子的字典里纯属不着边际。有一次，应该是1851年5月底，厨子赶时髦去海德公园看世界博览会。他带回了一份印刷品，水晶宫的图案上压着激动人心的广告词：工业让世界相连。未曾想，宣传资料落在马克思手里，大胡子冷冷丢下一句：商品拜物教的自我迷恋，谁来关心人呢？
马克思的话，对马兰哥来说肯定是超纲的。大胡子考虑的问题有点大，他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中物与物关系之外的另一重奥义，人与人的关系。几位够分量的同道才懂得他研究的价值，譬如拉萨尔和恩格斯。马克思要写一部经济学著作，一部足以改变世界的经济学著作，恩格斯总不忘敦促他赶快完成的著作——《资本论》。
大英博物馆里所做的准备，就是为了《资本论》。不过，马克思并没立刻动笔。一方面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专栏和其他几本小体量作品分散了他的精力，另一方面是他想把该领域的重要著作都通读一遍。
《资本论》着手写作的时间是1857年8月。那时，马克思一家已经搬到了格拉夫顿排屋9号，大英博物馆新建的园顶阅览室已经落成。
位于大英博物馆中庭的圆顶阅览室，它的第一张草图出自安东尼奧·帕尼奇之手。而圆形阅览室名扬天下，则是因为我们的导师卡尔·马克思，帕尼奇发放阅览证的那个人。马克思曾长期在此阅读、写作，他习惯于在离所需参考书不远的L、M、N、O、P排，挑一把椅子坐下，但并不拥有固定座位。马克思日常的行为习惯，后来被缔造为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访客们寻根的由头。1984年12月，时任苏共二号人物的戈尔巴乔夫访英。期间，他参观了圆顶阅览室，在虚拟的“马克思专座”旁感叹：一切始于斯。在这次访问中，戈尔巴乔夫第一次阐述了他的“新思维”。
而今的圆顶阅览室，是大英博物馆的一个游览景点。室内有一块题为“阅览室与革命”的看板，看板上写道：“这间阅览室以及在它之前的建筑，为众多的政治流亡者和学生提供了避难所和精神的源泉。”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是马克思的避难所，他是避难所里最勤奋的读者。
在避难所流连的人绝不仅是马克思，很多流亡者或者本地人，贫穷的或者富有的，死硬的保守派或者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曾在此寻求精神的慰藉。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像一个时空的容器，收集了各个年代、不同旨趣阅读者的足印。如此之多的人，在此完成了活动轨迹的重合叠加，且多半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当一页页的历史拓片合订成册，当代人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济慈借阅的书单里有《荷马史诗》，马志尼总带着几片黑面包当午饭，罗斯金弄坏了阅览室公用的鹅毛笔，《记事晨报》小记者狄更斯曾在此赶写他的“博兹札记”……而萧伯纳桌子上居然同时摊着《资本论》和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的乐谱。怎么能少得了说俄语的朋友？列宁、托洛茨基、克鲁泡特金都曾现身于此。还有那些我们熟悉的亚洲人，即将干出一番大事业的甘地和孙中山。
不罗列了，回头说说马克思吧，他的头等大事还是《资本论》。1857年12月，《资本论》第一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大概完成了三分之一，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信中说的洪水是1857年经济危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它首先在美国爆发，由英国对基建的过度投资引起，随后危机反噬旧大陆，席卷欧洲。马克思写信当月，英国工业产值下降一半。世界博览会所渲染的“维多利亚繁荣”，踩了一脚刹车。
哈，这正是马克思乐见的，简直喜出望外。因为他的理论假设得到了验证，强劲的期盼成了现实。他对资本主义琢磨得越透，就越相信经济危机是这头巨兽无法治愈的病症。至于病灶，他写进了《资本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马克思的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当然，真理之光也灼伤了他本人。先给颜色看的是大洋彼岸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自1855年起编辑部的约稿逐年减少，文章不再署名，办刊理念冲突等等，报社和作者之间闹僵的常规套路。1862年3月，双方正式解除合作，马克思失去了虽不稳定却堪称重要的收入来源。向西部铁路公司发出的求职申请，也由于应聘者潦草的字迹而遭拒绝。马克思成了自己笔下“有限消费的贫困群众”中的一员。其实，他原本就是。毕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人，从来就没摆脱过个人的经济危机。
燕妮对居住环境变化的感知，匹配了家庭经济状况的再度恶化。1856年入住的格拉夫顿排屋9号位于肯特镇，随铁路铺设而兴起。因与汉普斯泰特荒阜相连，被贴上了中产阶级的区位标签。这幢房子有英国人理想住宅的四个特点：通风，见阳，干燥和建筑在砾石的地基上。还有个优点是，晴天可以远眺圣保罗大教堂。
刚开始，燕妮对新家是满意的，她动用了“迷人”之类高品质形容词：“我们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个摆设了旧家俱的客厅，我们真以为自己是住在一个迷人的城堡里。”渐渐地，北伦敦郊区离群索居的生活让她觉得有些不便，她会时不时怀念索荷的烟火气。而在格拉弗顿排屋住了不到两年，最初的那种新鲜感荡然无存……
此后，各种疾病开始换着花样折磨马克思一家人。1860年，燕妮感染了天花；次年，六岁的小女儿爱琳娜得了黄疸病；接踵而来的灾难则降临到马克思身上，他全身长满了疥疮，皮肤病折磨他到老年。
鸡零狗碎的生活，跟皮肤病一样，痒起来就要挠个不停。房租、学费、税款和当铺利息，凡此种种，都让马克思心烦意乱。《资本论》作者个人的主要矛盾是，微薄的收入始终难以满足来月的日常开支。1863年初，人类知识史上的点睛之笔，鸿篇巨著的书名被正式敲定为《资本论》，原书名《政治经济学批判》被定为副标题，巨著第二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也即将完成。与此同时，作者却濒临绝境。格拉弗顿排屋9号的租客做了最坏的打算：宣告破产，让两个大女儿去当家庭教师，将女佣琳蘅辞退掉，自己则带着妻子和爱琳娜去住宿舍。
他再次向曼彻斯特发出呼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再次倾囊相助，送汇票的邮差又来敲门了。
这一把，马克思窘迫的财政有了大幅松动。恩格斯的资助解了燃眉之急，两笔重要的遗产也不容忽视。1863年11月，《资本论》第三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刚开了个头，马克思母亲逝世，他得到了一笔可观的遗产，600英镑。1864年5月，马克思“不能忘记的朋友”、日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扉页致敬的人威廉·沃尔弗逝世，留给他一笔更可观的遗产，800英镑。
就在沃尔弗逝世的那个月，马克思又搬家了，格拉弗顿排屋以南几百码的位置，梅特兰公园路1号，一幢面积很大的独门独户的房子。房子住着很是舒适，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房间，能养宠物，甚至还能举办舞会，男主人终于有了一间可以俯瞰梅特兰公园的宽敞书房。关键是这房子的名字让马克思听着耳熟，莫丹那别墅，咦……得去找安东尼奧·帕尼奇聊聊。
自从1856年迁往汉普斯泰特荒阜附近后，无论是格拉夫顿排屋9号，还是梅特兰公园路1号的莫丹那别墅，乃至1875年3月马克思最后一次搬家的地址梅特兰公园路41号，离大英博物馆的距离都要比迪恩街远很多，步行少说得一个小时。《资本论》写到第三稿，马克思去大英博物馆主要是核实资料和抄录引文，偶尔他会翻翻医学书籍，看看疮疥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12点左右，他会去罗素大街上的博物馆酒馆享用午餐。找个临窗能看到殉道者圣乔治教堂的座位，点上一杯啤酒，微醺的感觉，Nice。酒馆是布卢姆斯伯里作家们的乐园，马克思喝酒的座位，也坐过写侦探小说的眼科医生柯南道尔。两人之间隔着很多年，1891年，柯南道尔从维也纳回到伦敦后才成为酒馆常客。这一年，作家决心同自己笔下的神探做个了结：“我考虑杀掉福尔摩斯，一了百了，他占了我太多时间。”他没得逞，因为读者不乐意，酒保也在恶狠狠地盯着他。
马克思与柯南道尔，典型的“在不同时间共享同一空间”。另一位作家，却是“马克思在伦敦”的叙述里无法回避的隐形主角，查尔斯·狄更斯先生。如果说马克思后半生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为背景，那么少了狄更斯，背景将会失真。他们俩，同城，同时代。从1849年马克思到来至1870年狄更斯离世，伦敦是他们共同的舞台，伦敦的雾是他们共同的朋友。
罗素大街朝东500米，道蒂街48号，狄更斯在伦敦唯一尚存的故居。狄更斯在此居住三年，1837年至1839年。成就不小，收获《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三部小说、玛丽和凯特两个女儿。道蒂街48号离迪恩街28号也很近，不到1.5公里。然而意义不大，即便依狄更斯搬离道蒂街那一年算，马克思也要在十年后才移居伦敦。
马克思在索荷那几年，狄更斯住在塔维斯托克公寓，大英博物馆北边1公里。19世纪50年代，作家的热力图覆盖了布卢姆斯伯里，索荷是他行动轨迹的自然延伸。他爱去考文特花园的鲁尔斯饭店就餐，也常去索荷广场旁的弗依莱斯书店转悠，上述地点，马克思出门抬腿就能到。狄更斯很熟悉索荷的流亡者，1851年4月的《家常话》杂志上，他用文字为这些人画了像：“在索荷区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人们正在编织着旨在破坏奥地利帝国统一的秘密计划；一家廉价餐馆的顶楼上，普鲁士正遭受着24个波兰人的威胁；在各色雪茄馆内的小会客室里，人们正在抽签决定谁去刺杀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狄更斯下笔前，脑海里是否闪过一位邋遢的大胡子模特？问号藏在历史深处，没有关于狄更斯和马克思见面交流的确切记载。也许可以大胆推测，在某个特定时间、某个特定区域，他们曾经如此之近——是索荷的小咖啡馆，还是大英博物馆的酒馆？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譬如汉普斯泰特荒阜的一条悠长小径。
21世纪，跨国地产商介绍汉普斯泰特的楼盘项目，“人文荟萃”是不可或缺的修辞，两个大号注脚就是马克思和狄更斯。搬到伦敦北郊后，周末带着一篮子食物去汉普斯泰特荒阜野餐，是马克思一家的保留曲目。此处也是狄更斯终身眷恋的地方，他在卡姆登镇阴湿街巷长大，汉普斯泰特寄宿学校的毕业生，他的好友威尔基·柯林斯就住在荒阜西边的庄园里。他喜欢在汉普斯泰特荒阜散步，也会跟朋友们一起来此郊游。马克思肩上扛着小爱琳娜嬉闹时，是否会同作家擦肩而过？一个值得期待的巧合，《大卫·科波菲尔》是少女时代爱琳娜的枕边书。她的父亲称狄更斯是“杰出的小说家”，“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父亲显然是过谦了。在爱琳娜开始迷上《大卫·科波菲尔》的时候，1867年，马克思最杰出的作品《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一部既解释了世界又改变了世界的书，人们用书中所发现的历史规律，演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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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3月14日下午，梅特兰公园路41号的书房，马克思在他心爱的安乐椅上打盹时与世长辞。恩格斯说，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但马克思逝世时，大部分伦敦人还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即便是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很少跟他有什么联系。《资本论》的第一个英文版，要到他逝世四年后才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