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

叶振宇 郑韬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叶振宇 郑韬

发表于

《齐鲁学刊》2024年05期

摘　要

深刻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认清当前形势，准确把握概念内涵，纠正认识误区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现阶段，我国国情特点决定了各地区必须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道路。从现实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根据各地的客观条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有效的地区分工，推动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转化，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进而塑造区域竞争新优势。各地要寻找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和结合点，着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进高端要素集聚和优化配置，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避免一哄而上和低水平、同质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和地方政府要针对当前问题和未来可能，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努力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高效的政策保障。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比较优势，高质量发展

基　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效果评价研究”（23AGL04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ZD24）。

引 言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各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就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说明中央对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有要求的，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跟风，避免出现新质生产力低端化、同质化、泡沫化发展的倾向。可见，当前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抓住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又要结合各地客观实际，尊重区域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新质生产力才能真正付诸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

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从这个概念看，新质生产力是从我国高质量发展实践中诞生、形成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等重要概念先后出现，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与这些关键词一脉相承，代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且，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看，新质生产力既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基本要素的质态变化，又包括这些基本要素优化组合的有效提升。从实践路径看，诸多的实践表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三个基本路径能够有效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其效果通常也能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反映出来。从历史上看，社会生产力每次划时代的变革都将带动生产率明显提升，相应推动生产关系变革，而这种变革又进一步释放和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相互关系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将最终主导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必然带动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成，进而推动这个时代向前发展。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来，学术界已就这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核心问题。一方面，很多学者基于生产力理论视角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有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弥补了生产力类型划分研究的不足，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术语革命”。而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看，生产力朝着科技生产力的方向不断演化，并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中再次跃迁，使人类社会进入以新质生产力为主导的新阶段。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究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看，通过科技创新助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从区域发展战略看，有学者建议要依托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城市群等集聚区优势，因地制宜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区。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在实践中克服一些认识误区：其一，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简单、机械理解为全国各地都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差异较大，于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需要考虑其适宜的空间尺度问题，在省级层面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有必要的，也有相应的产业基础和要素支撑，但在地级市层面或更小的空间单元发展新质生产力就不宜面面俱到，否则容易演变成为一场“新质生产力运动”，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其二，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片面理解为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却忽视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毋庸置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是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但如果处理不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就会把大量人力物力过度集中投向新兴产业，从而容易导致传统产业被削弱或淘汰，由此加速了“去工业化”进程。为此，有必要纠正这种认识，坚持既有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举，既有产业要实现质的提升，新兴产业要实现量的增长。其三，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片面理解为发展先进制造业，而忽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存在着“重制造、轻服务”的问题，其结果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为此，要纠正这种认识，不仅要重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要发展技术、管理先进的服务业，统筹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其四，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片面理解为加大高技术产业项目投资，而忽视人才培养。诚然，高技术产业项目投资是非常必要的，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但人才培养也很关键，这是劳动者素质整体提升的关键变量，因此，要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弹性设置人才培养方向，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变化。

一、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逻辑

事实表明，我国各地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存在显著差异，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能齐步向前，也不可能都走相同的路径，因此，无论从现实逻辑、历史逻辑还是理论逻辑看，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探索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特色发展路径，才能避免低效、同质的新质生产力潮的出现。

（一）现实逻辑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国土面积大，地区差异突出，区域城乡差距明显。地区差异性、发展不平衡性是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发点，而且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客观上需要中央从宏观层面实施高效有力的区域协调发展，以确保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达到预期目标。

第一，各地区要素禀赋差异大。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多样，要素资源分布不均，各地区要素禀赋优势差异显著，劳动者素质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这种要素禀赋差异性需要各地从客观实际出发，立足地区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口大省要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能源大省要把能源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算力优势，生态大省要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生产力优势、优质场景优势。而且，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要素禀赋造就了各地区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路径依赖更使得这种产业结构长期发展形成较强的刚性。因此，从要素禀赋出发合理选择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第二，各地区产业基础差距明显。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各地区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产业发展水平都实现了跨越式进步，即使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也有特色优势产业和一批骨干企业。然而，各地区产业基础差距较大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有客观的必然性，正如“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高度不平衡特征那样，我国生产力布局具有“东重西轻”的特点，地域广袤的西部地区生产力布局规模小、实力弱。同时，受对外开放条件、市场化环境等因素影响，我国产业基础又呈现循环累积的极化效应，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产业实力进一步强化，西北、东北等地区产业实力相对弱化，而产业基础是各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量”和“质”。

第三，中央对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定位。中央对各省份都有明确的发展定位，明晰了其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功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各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有必要考虑中央对本地区的发展定位，找到有效可行的结合点或突破口，选择一些适宜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重点布局。而且，在不违背中央的功能定位下，各地区可以利用比较优势发展适宜的新兴产业，这样的产业就比较容易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在对各地新质生产力考核评价时，也要体现区域差异性，不要搞“一刀切”，对那些生态大省宜更多评价其在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效果，对那些产业大省则宜对其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更全面。

第四，各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力有高低之分。研究表明，我国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仍然较大。造成区域发展差距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体现综合实力的区域发展能力差距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种发展能力差距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认识、决策选择和要素配置，也关系到市场化环境孕育新质生产力的能力。即使各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业态、路径和政策供给有明显差异，但发展结果的好坏、高低则很大程度取决于各地区之间发展能力的差距。

（二）历史逻辑

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孕育出一批新兴产业，进而推动全社会生产力大幅进步，也促进了一些大国加速崛起。同时，全球性产业转移在大国跌宕崛起中周期性发生，成熟的产业从先发国家（或地区）向后发国家（或地区）转移，进而带动全球更多国家（或地区）走上工业化道路，同时也促使先发国家（或地区）通过大力发展更先进的生产力持续保持较强的全球竞争优势。这些历史趋势对当前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的启示。

从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趋势看，人类发展史上被公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业革命有三次：第一次工业革命最突出的表现是蒸汽机的出现及其在交通、工业生产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从而改变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动力系统，明显提高了工业生产和社会物流效率，大幅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第二次工业革命具有标志性的表现是，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新技术广泛应用，不仅实现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动力系统变革，还促进了化工、汽车、冶金等多个行业领域产业升级。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鲜明特征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工业、交通、教育、城市等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集成电路、互联网等技术向社会众多领域渗透进而实现效率提升，也使得人的生活更加便利。目前，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化技术为先导，多种先进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掀起了信息革命、绿色革命、生物革命等科技潮，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可见，每次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都有相应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及其广泛应用，且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全球性产业变革。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吸纳新技术的能力将对其随后产业结构变迁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条经验同样适用于分析一个国家之内的各地区发展差异性，由于各地区创新能力、发展条件和制度环境不同，驱动工业革命的技术扩散到各地所带来的变化存在迥然差异。不同地区针对各自发展条件吸纳新技术，在既有或新的产业路径上孕育出新兴产业。新兴技术扩散、应用以及产业路径演化都代表着新技术驱动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革新，但因为每个地区发展阶段、条件和区情都有较大差异，所以产业布局往往呈现出分化、不平衡的发展态势。

从全球性产业转移的历史趋势看，产业转移深化了各国产业分工，也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升级。“二战”以来，全球性产业转移先后多次发生，先发国家和地区的成熟产业向后发国家和地区转移，从而帮助后发国家和地区走上工业化道路，让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且有机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曾经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积累，成为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制造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等途径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并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如今，新一轮全球性产业转移正在进行，我国外向型产业出现了规模化的外迁趋势，一批外资企业和境内加工贸易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产业链转移到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印度等国家，带动相关国家进入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尽管世界经济与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每一次全球性产业转移的背后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再调整和再布局，要素成本上涨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面对全球性产业转移，先发国家经常通过创新不断孕育出更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然而，对于具体的先发国家而言，其国内面对产业外迁这个问题时，不同地区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但都必须因时因地发展具有接续能力的新兴产业，积极应对产业衰退的风险。

（三）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进展。具体而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同时也吸收了创新地理理论、竞争力理论等思想，以更有效指导实践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社会化分工的内在要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规律，从而拓宽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视野。新质生产力脱胎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也借鉴吸收其它理论和紧密联系中国实践，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共同组合形成的能够改造世界的能力，且随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持续深入而呈现动态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中推动区域发展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指出了社会化生产分工能够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长期存在，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难以达到完全一致，生产力发展水平、能力和结构的差异性促成了社会化生产分工。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同时构建高效协作、相互依赖的社会化生产分工体系，这样有利于提高社会化大生产的效率。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形态往往集中分布在创新资源富集的地区，而其它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显然要立足本地实际，积极融入社会化生产分工体系之中，进而获取相对有利的收益。

从创新地理理论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活动集聚和扩散的结果。理论上，人才、风险投资、平台等创新资源往往分布相对集中，呈现空间高度集聚的态势。可想而知，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具有高度不平衡的特点，创新资源、产业资源或两者都比较集中于具有明显先发优势的地区，这种优势容易转化为新技术、新创意的发源地或新产业的孵化地。另一方面，创新地理理论也认为，创新活动除了集聚效应之外也有扩散效应，能够带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创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中介日益增多、技术转移体系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技术扩散、人才流动等途径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使远离创新中心的地区也有机会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如上文所述，各地区比较优势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与从创新源头外溢的技术的结合有利于形成本地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从竞争力理论看，由生产要素、需求条件、支撑产业与相关产业、企业战略与竞争的时空背景等方面构成的钻石型体系是地区竞争优势的来源。在波特教授看来，国家竞争力理论也适用于分析地区竞争优势，尤其是产业集群比较发达的地区，其竞争力一般比较突出。区域竞争力又往往通过产业集群的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把地方政府、企业、各类中介、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利益联结起来，形成有竞争力的区域共同体。由于各地区的历史文化、产业结构、企业家精神、市场环境等因素具有高度的差异性，不同地区一般具有各自特点的异质性竞争力，这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见，新质生产力是有竞争力的生产力。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挖掘基于自身特点的区域竞争力，使这种竞争优势能够转化为支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二、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各地区如何发展符合本地实际的新质生产力是关系到发展新质生产力这项重大任务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只有不脱离实际，不盲目跟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使新质生产力真正转化为各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实践表明，深圳、合肥等地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方面表现突出，其高质量发展表现也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可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在于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找到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的有效路径，进而形成区域发展新优势。

（一）构建有利于颠覆性技术突破与应用的区域创新体系

技术革命性突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途径，颠覆性创新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一般而言，技术创新包括渐进性创新、颠覆性创新等类型，颠覆性技术突破不仅取决于既有研究积累，还依赖于科研组织方式和激励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成为颠覆性创新密集涌现的国家，很重要的原因是其集聚了全球最优秀的创新人才以及为创新主体提供了优质的创新环境，使得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够出现，进入市场化应用且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硅谷作为美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策源地，集聚了众多不同专业背景的创新人才、初创公司和科技巨头以及大量的风险投资机构，也成为众多独角兽企业的诞生地。可见，硅谷的经验对现阶段我国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启示。

在实践上，一方面，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关键一步是加强基础研究，把厚实的基础研究转化为原始创新能力。科研型大学、重点科研院所等机构要专注从事基础研究，且为创新链的下游提供核心的技术思想和方法支持，特别是破解重点行业工艺技术的科学原理和高度复杂产品的关键核心技术制备原理。同时，基础研究人才流动障碍要在深化人才管理体制改革中不断得以破除，在更加自由、充分流动中推进创新知识更大范围的扩散，使得基础研究成果能够较快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的环境。历史经验表明，颠覆性技术跟众多一般性创新成果一样都要经历小试、中试、熟化等环节，才能成为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因此，其真正变为产品造福人类一般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这就要求创新体系不仅要融入各种创新要素和创新平台，还要吸收对技术感兴趣、业务相关的企业共同参与，促成技术成果在更多应用场景中找到适宜的市场化商业模式，从而快速形成产能和及时推向市场。此外，政府和企业在颠覆性技术转化和应用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不仅要支持颠覆性技术与应用场景有效结合，还要有包容态度和审慎监管的政策对待颠覆性技术，避免因为严监管而把颠覆性技术扼杀在技术应用的摇篮中。企业作为颠覆性技术应用的市场主体，不应抵制新技术应用，政府要鼓励企业将颠覆性技术应用视为发展的机遇，引导各类企业使用首台套设备和采购新产品并予以必要的政策支持。

（二）协同推动深化改革和优化环境促进高端要素集聚与优化配置

新质生产力形成也要有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客观上既要各地深化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又要各地持续深入优化发展环境。理论上，新质生产力是创新主导、先进的生产力，其一般表现为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意味着通过深化改革和优化环境，促进高端要素从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自由、低成本流动，有利于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更大幅度进步。因而，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优化环境都可以从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出发去寻找合适的路径。

从劳动者看，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全社会劳动者素质，稳定先进制造业部门的劳动者队伍，培养壮大新型技能的劳动者群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由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2020年的9.91年，但这方面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素质能够获得同步提高，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劳动者素质不仅体现在接受教育方面，还体现在具体技能水平、职业态度等方面。进一步从宏观层面看，劳动者队伍的稳定性对全社会劳动者整体素质提升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大量劳动者从技能要求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流向技能要求较低的生活性服务业部门就业，那么其结果将导致全社会劳动者素质的实际水平下降。这就要求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是，消除造成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体制障碍，深入推进所有制、税收等相关体制改革，通过改革调节收入分配，让更多劳动者敬其业、爱其岗。

从劳动资料看，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精准实施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新技术在更多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要求各类新技术更方便得到应用，通过推进设备更新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实施“机器换人”等途径促进劳动工具升级，使劳动资料得到纵深拓展，全面实现提质增效。为消除企业采纳新技术的顾虑，各地政府要探索建立新技术应用的成本分担机制，实行政府补贴一部分、研制企业分担一部分、应用企业承担大部分，鼓励龙头企业在新技术新工艺应用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吸引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与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另一方面，虽然各地普遍遇到日益突出的产业发展空间受限问题，但是土地、厂房等影响物质生产过程的其他劳动资料在现阶段还有很大的体制改革空间。各地可针对低效的建设用地存量空间采取议价回购、折价入股等形式实施城市再开发，把一些老旧厂房分类改造成产业发展新型空间。

从劳动对象看，深化改革与优化环境协同推进，促进应用场景蓬勃发展。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迭代创新和深入拓展，应用场景逐渐发挥产品试验场、展示平台等功能，对于新兴技术落地转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现阶段场景驱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已经形成，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正在不断被发现和开发形成场景优势。各地区拥有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且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应用场景资源，地方政府未来如能营造激励导向的政策环境，那么吸引更多科技企业开发应用场景则不失为有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进一步看，应用场景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组合配置的具体载体，不同行业的应用场景经常涉及政府多个部门审批、监管和协调，自然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因而，各地要改善产业发展软硬环境，通过深化体制改革赋能、简化审批、包容监管、部门联动，抓住机遇以场景创新驱动地区发展特色新质生产力。

（三）融合新技术新模式把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优质产业

新质生产力发展赋予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机遇，同时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形成规模更大的新质生产力。我国各地传统产业量大面广，包含层次完善，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地不应把传统产业视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包袱，而应将之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阵地，用新技术新模式改造传统产业，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方面，补短板、强弱项，提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相比，我国许多传统产业无论是创新能力还是产品质量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然而，如果不努力突破这些产业升级瓶颈，就很容易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国际经贸摩擦等冲击下丧失市场份额。为此，在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各地有必要集中一些优势资源强化制约传统产业升级的技术工艺、材料、装备等方面的弱项，补上传统产业发展的短板，进而明显改善传统产业发展环境和条件。同时，随着人才流失对传统产业升级的影响愈演愈烈，各地要着力破解传统产业发展的人才瓶颈，稳定产业技术人才队伍。为留住人才、稳住传统产业升级后劲，企业要积极探索“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飞地型引才用才模式，地方政府也要出台政策帮助企业稳住人才队伍和引进高层次人才。

另一方面，传统产业融合新技术新模式开辟新赛道。在新技术驱动下，产业融合发展势头使得产业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界线不如以前那么明显，特别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创新方兴未艾，重塑了传统产业发展既有的业态，也催生了传统产业新的市场机会。如，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升级既减少了污染排放，又节约了劳动力成本，提升了企业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进一步升级产品的能力。不仅如此，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广泛渗透下重新被定义和拓展新领域。如，汽车是存续上百年的传统产业，但在动力系统电动化、车载系统智能化中加快向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转型，从而逐渐摆脱传统汽车产业发展路径。此外，推动传统产业服务化转型也是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如，越来越多的设备生产企业正从设备设计、制造、销售转变为设备集成服务商，其利润主要来源不再是单纯的硬件收入，而是服务收费。

（四）发挥比较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各地区位条件、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的差异能够形成地区比较优势和产业发展路径，而各地即使采取无中生有、弯道超车的思路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离不开本地集聚高端要素资源的能力和产业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各地在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时也要充分考虑其潜在的投资风险，既不能通过政府行为代替企业做投资决策，又不能无视本地实际盲目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一方面，各地立足自身优势，引育结合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未来产业都有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也有行业自身发展的特点。这就要求各地在“无中生有”发展思路中看到自身发展条件的强项，在创新资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找到撬动符合新质生产力方向的产业发展着力点，大力引进大型的优质产业项目落地，进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且迅速形成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产能优势。同时，各地也应立足本地实际，针对一些未来产业的具体细分领域方向选择性设立具有孵化功能的产业苗圃，吸引有技术成果的科研团队进驻孵化，同时引进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共同为孵化项目提供融资服务，育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初创企业。

另一方面，各地酌情设立耐心资本，精准满足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成长都有一定的周期，且极可能出现连续多年收不抵支的情况。如果投资机构单纯追求短期见效获利，就可能欲速则不达。为此，地方政府要有孕育产业的心态，支持本地国有资本设立专项投资基金或面向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基金丛林，通过领投、跟投等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及时为优质产业项目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帮助优质项目度过生存风险期。在项目跨过盈亏平衡点且连续几年保持盈利势头之后，政府背景的资本在获得合理汇报的情况下可从项目中撤出，转入下一个项目投资，实现资金有效流动，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三、

推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举措

现阶段，为避免各地一哄而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中央有关部门应统筹全局，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抓住关键环节的“痛点”“卡点”，精准施策，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地方政府也应守土有责，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部署，采取措施改善新质生产力发展环境。

第一，制定分类引导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案。中央有关部门应加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研究编制各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施方案。综合考虑到各省（市、区）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可将有关省份划分为创新引领型、产业升级型、资源转化型和生态促进型四种类型地区。创新引领型地区一般是创新资源优势明显、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份，这类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宜侧重于培育壮大一批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升级型地区一般是创新资源优势突出、产业体量大的省份，这类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宜侧重于利用新技术改造优势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形成更大体量的新质生产力。资源转化型地区一般是能源矿产资源丰富、资源性产业占比大的省份，这类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宜侧重于把能源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算力优势，把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新材料优势，把新优势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爆点，在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中培育出一些细分领域的新产业新业态。生态促进型地区一般是生态资源丰富、生态功能突出的省份，这类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借助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生态休闲服务业、节能环保等产业。

第二，规范地方政府涉及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补贴行为。中央有关部门要组织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督查，对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类财政补贴进行调查，依法依规对地方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财政补贴进行合规性审查，及时查处有关违法违纪行为。对于打着发展新质生产力旗号违规向有关产业项目变相补贴的现象，有关部门要早发现早查处。对于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名，采取优先采购本地企业的产品、限制外来竞争者等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有关部门要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及时查处，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对于假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骗取各级政府优惠政策支持的企业，有关部门要从严从重处理，将有关责任人列入征信黑名单。支持地方政府适当增加科技财政资金，重点用于重大项目科技攻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移孵化、创新人才培养等领域。

第三，丰富地方科技金融业态。各地要优化产业投资基金功能，发挥产业基金对新兴产业的战略布局作用，整合各类产业投资基金，适当提高基金体量，与社会基金建立投资联动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发展硬科技类投资基金，鼓励发展“基金+技术顾问+孵化机构”多元功能为一体的基金，探索大数据渗透分析、产业研究、技术评估等科学决策模式，提高地方党委政府关于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决策的科学性、稳健性。鼓励地方金融机构与产业园区共同建立科技金融合作机制，针对优质新兴产业项目推出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包，精准对接优质产业项目在购买先进设备、采购原材料、实施数字化转型等领域融资需求。

第四，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各地要优化地方高校学科设置，支持高校发展新工科新文科，针对地方产业发展需求设置人工智能、算法开发、大数据管理等新兴专业。加大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物理等领域人才培养力度，丰富办学层次，统筹职业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适当扩大招生规模。探索工学一体的工程师培养体系，鼓励学生学工爱工，弘扬大国工匠精神，鼓励在岗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学历教育、技能培训等途径提升专业素质。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人才强市等战略，通过引进、培养等方式扩大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规模，培养兼具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型人才。

第五，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中央有关部门要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列入区域协调发展的工作机制，跟踪各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进展新问题，对苗头性、全局性问题要及时研究和应对。在制定“十五五”有关规划时，宜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的重点任务，支持重点区域创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区，发挥先行先试作用。深入研究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和举措，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与解决区域发展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中深化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体制改革，破除长期影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贯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通过新体制新机制孕育新产业新企业，使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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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