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2日，中心主任杨明星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头版头条采访，谈外交话语的翻译原则和外交话语体系建设。附《中国社会科学报》张清俐记者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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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 张清俐
“新安全观”、“和谐世界”、“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近年来，我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随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这些刷新国际交往观念的新理念也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向国际社会精准翻译介绍中国特色外交理念与话语？如何从概念基石到理论框架，构建起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这种现实需求亟须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一、以政治等效作为翻译标准
在国与国的交往中，从某个外交理念的提出到对外传播，继而被对方准确理解，翻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心主任杨明星看来，外交创新需要话语创新，话语创新需要翻译创新。外交话语翻译是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之一。
外交话语翻译不同于其他语用环境下的翻译。“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极强的政策性是外交话语翻译最重要、最突出的特点。”杨明星认为，需要以“政治等效”作为外交话语翻译的重要标准和原则。一方面，要准确、忠实反映源语言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入语来表达，使双方得到的政治含义信息等效，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交际功能。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传播战略研究室副主任范大祺以翻译学“信达雅”要求比照说，外交话语的翻译更强调“信”和“达”。前者尤为首要，要求在政治意义上完整准确地翻译表达；其次是“达”，也就是翻译效果原则，使外国受众想了解、听得懂、愿接受。
“外交话语翻译尤其需要注意双方文化背景，尤其是对政治文化背景有透彻的了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郭宪纲认为，一个概念的翻译可能有多种语言表达方式，能否准确翻译出一个外交话语概念所蕴含的丰富含意，让对方能够完全理解，使用怎样的语言表达是非常讲究技巧的。应当充分考虑对方的政治文化背景，选择恰当的语言，将话语的内涵、外延等信息进行完整传递。
二、外交新理念获国际认可
“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理念，经过各种场合和渠道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逐渐赢得认可，也反映出我国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升国际政治话语权等领域的成就。
以“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为例，该理念是我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的重大外交构想，如今也成为中美关系语境中频繁出现的外交新词汇。“虽只有短短六个字，但却具有丰富的和平外交思想和文化内涵，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关系理论，已成为中美高层会晤的必谈话题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杨明星告诉记者，对于这一重大外交新理念的翻译，需要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跨学科视角的思考。中国摒弃西方外交逻辑和语言传统习惯，对“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翻译，统一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不仅忠实、有效地传递了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宗旨，重塑了“大国”的概念和形象，也赢得了美方的积极反应和认同，堪称“政治等效”翻译的典型。
据郭宪纲观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年访华时，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理念的内涵一字不落地表达出来，“由此可见西方世界正在逐渐接受我们的外交新理念”。
不可否认，有些新理念、新话语的对外翻译与传播需要一定的过程。但也正如范大祺所说，我们提出的一些新话语具有原创性，外国人对其有时不能很快理解，当他们的理解和我们的表达之间有距离时，我们依然应当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郭宪纲看来，外交话语体系的翻译与传播是一项复杂工程，除了需要准确翻译，还需要坚持宣讲，在与传统思维模式进行不断沟通的过程中，用中国特色外交理念为国际外交领域注入新的血液。
三、形成有机架构下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外宣工作和话语能力建设，提出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等历史使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必须突破传统的话语范式，创新对外表达方式，抢占话语制高点。既要中国发声、文化自信、特色鲜明，又要达到国际表达、融通中外、受众理解，实现民族性与国际化的高度统一。”在杨明星看来，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重视外交话语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外交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理论支撑与指导必不可少。
在受访学者看来，如果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比作大厦，那么这一系列带有时代特色、中国印记的外交理念就如同建设大厦的基石和砖瓦。未来，还需要学界进一步思考，如何将我国现阶段提出的一系列外交话语在理论建设的有机架构下形成理论体系。“这些理念本身就蕴含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具有共同的内涵。但目前学界还没有进行严格、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对其内在的有机关系没有厘清。当一系列外交新理念不断推出，不仅要有准确的翻译，从个别外交理念延伸出具体路径，将其进行理论化、丰富化，增加外界对其的理解才更有意义。”郭宪纲说。
鉴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高度复杂性，受访学者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具有学科关联度高、交叉性强的特点，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外交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跨文化交际，以及翻译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修辞学和语料库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成果。今年2月，在中国外文局等机构推动下，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成立，吸收高校、党政机关等从事话语翻译和教学实践的工作者。“让话语生产、传播环节的人才与转换环节的人才融合沟通，在一个平台和机制上共同探讨和研究。”范大祺介绍说。今年3月，郑州大学也成立了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心，致力于系统分析中国外交关键词的语言规律和权威译法，探索外交语言学和外交翻译学的理论构建和学科建设，同时还将重点建设外交术语库和外交语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