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江实验室园区一期工程西区近日建成并移交。 记者 林云龙 摄
有一个词，在今年的沪苏浙皖政府工作报告中均为首次提到，且都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它，就是“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全球化是人类发展大势所趋，然而，于大国经济而言，关键核心技术永远是国之重器，必须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否则就容易被“卡脖子”。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在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中更是关键角色。
如何做好这件事关国运的大事？从沪苏浙皖政府工作报告中，记者发现，一市三省都铆足了劲干着3件同样的事。
发力国家实验室的默契
打造世界级创新策源地
组建省实验室、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争创国家实验室……2021年，在一市三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实验室”成了一个高频词。
西湖实验室。
一市三省默契地在国家实验室建设中“比拼”，其背后有着共同的“雄心”——把长三角打造成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
实验室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科研成果的产出和转化，从而标志着一个地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沪苏浙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特别强调创新平台的建设。
一市三省花大力气打造的实验室与其他实验室有何区别？我们先从最熟悉的浙江说起。
东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至浙江农林大学，长约33公里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寄托着浙江打造世界性科创高地的期待。之江实验室、良渚实验室、西湖实验室、湖畔实验室，这4个首批获授牌的浙江省实验室，就汇聚在这条创新大动脉上。4个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各有差异。比如之江实验室聚焦智能科学与技术，西湖实验室主攻衰老、肿瘤、传染病等领域，湖畔实验室着力解决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共通性、瓶颈性技术问题，良渚实验室目标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生命健康重大科创平台。
目前，之江实验室、西湖实验室已经纳入国家实验室建设序列。在“十四五”期间，浙江提出要不断提升之江实验室、西湖实验室创新水平，还将组建甬江、瓯江等省实验室。
与浙江相似，上海、江苏也都明确了冲击国家实验室的目标——上海提出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国家实验室；江苏大力支持紫金山实验室、姑苏实验室、太湖实验室争创国家实验室，并积极创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标一致，但方向不同。
为了强化创新策源功能，在2020年5月正式施行的《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中透露，上海正在集中精力推进光子与微纳电子、生物医药和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家实验室的筹建开展工作。
江苏的实验室可谓“遍地开花”。比如位于南京的紫金山实验室，目标是构建新型网络架构，满足产业互联网时代对互联网的确定性和连接性的要求；位于苏州的姑苏实验室主要围绕电子信息材料、生命健康材料和能源环境材料等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位于无锡的太湖实验室建设主要推进深海技术科学领域的研发。
当然，上述实验室都还属于“预备队”，走在前列的当属安徽。
作为我国实验室序列中等级最高、数量最少、投资最大的实验室，国家实验室是一个国家科研力量的“国家队”，往往代表其在相关领域的最高科技水平。我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就是安徽合肥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因为合肥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基础科学领域，拥有媲美清华北大的实力，尤其在量子信息、单分子科学、高温超导等前沿领域，都是遥遥领先。
图为光量子干涉实物图。 新华社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宣布成功构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求解数学算法高斯玻色取样只需200秒。
同样依托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还有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磁约束核聚变国家实验室、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也在筹建中。“发挥磁约束聚变等基础科学优势，争创新的国家实验室”，这是安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目标。
在国家实验室上，一市三省为何有如此默契？“过去40年，大部分创新是基于已有成果、基于市场应用的创新，而非基于科学的创新。长三角要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自主可控的创新系统，需要重大的、突破性的源头型创新。”南京师范大学创新经济研究院院长蒋伏心如是说。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这就要求各地必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市三省通过打造国家实验室，将共同助力长三角成为我国原始创新的策源地与基础研究高地。
攻关“卡脖子”技术的自觉
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吹响科技自立自强的号角，首要解决的是“卡脖子”问题。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市三省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共鸣——
上海提出新动能要加快培育，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亟待突破；浙江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卡脖子”技术攻关；江苏强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安徽实施500项左右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
由此可见，一市三省都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核心技术也不是别人赐予的，不能只是跟着别人走，必须把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
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亟待突破、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等难题，沪苏浙皖根据各自产业特点和优势，选择了不同的攻关方向。
作为龙头，上海以打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产业“创新高地”为牵引，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瓶颈，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释放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效力。
如今，上海已经开始涌现出人工智能芯片、光刻机、刻蚀机、高端医疗影像设备等一大批填补国内外空白的重大原始技术和创新成果。特别在集成电路产业方面，上海的研发能力已达到7纳米，基本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紫光展锐手机基带芯片市场份额已居世界第三，张江已成为国内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最集聚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是反映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2020年，上海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160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4.1%左右，位居长三角区域第一。
浙江的攻关方向，是建设“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
“作为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突破口，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如今出现了一个‘6789’的喜人现象。”省科技厅厅长高鹰忠说，浙江全省60%左右的国家和省科技奖、70%以上的科技企业和科技人才、80%以上的省级科研攻关项目、90%以上的重大创新平台，均集聚在三大科创高地。如今，浙江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2.8%，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9.6%，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站上10万亿元经济总量的江苏，把“着力强化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放在了2021年10项重点工作的首位，提出要加快解决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
作为制造业强省，江苏的发力点主要聚焦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物联网、工程机械、高端装备、节能环保等先进制造业集群领域。“十三五”期间，江苏在高端装备、高温合金等共性技术领域开展126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诞生了622项原创技术，把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进一步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尤其在2020年，江苏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达2.82%，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3.2万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36.1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5%。
安徽的优势并非产业，而是科创能力，与北上深这三个一线城市并肩于国家科技领域竞争第一方阵。“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量子钻石原子力显微镜、柔性可折叠玻璃、紧凑型超导回旋质子加速器……2020年，安徽涌现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正是这样的底气，安徽将在今年深入开展科技创新“攻尖”计划，实施500项左右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2020年，安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为2.34%，比2019年有明显增加，在全国也属佼佼者之列。
汇聚天下英才的急迫
“人才争夺战”从城市到城市群
科技自立自强，人才是第一资源。
尤其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沪苏浙皖在实现科技创新上可谓“开足马力”，在人才的引、育、用、留上更是“火力全开”。
通过关键词搜索，在四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人才”两字的出现频次都是相当之高：上海20次、安徽13次、江苏5次、浙江5次。这更加证明了，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如今，各地对人才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
更大力度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这是上海提出的口号。具体怎么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上海提出率先实行更加开放、更加便利的人才政策，构建“海聚英才”人才计划体系，推进高峰人才引领、基础创新人才培育、卓越制造人才提升、高技能人才振兴等工程。
上海的人才落户政策不断放宽。从清华、北大等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可直接落户，向技能人才、有贡献的个体敞开大门，到针对张江科学城重点产业的骨干人才落户年限缩短，取消留学人员首份工作必须在上海的限制……从政策的变动上看，上海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年轻化、多样化，更看重的是其未来可塑性和对上海能做的贡献最大化。
引进人才，安徽同样目标明确：在“十四五”时期，加强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引进，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
这些年来，安徽持续推进“江淮英才”计划，尤其以“高精尖缺”为导向，瞄准各类高层次人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6年来，安徽立项扶持了220个省级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省级财政投入达12.63亿元，引导地市和社会资金投入近70亿元。
凭着资源禀赋，江苏的人才吸引力一直很强，是长三角人才网络的流动中心。尽管先天优势明显，但江苏对人才的渴望依然不低——在今年的重点工作中，江苏将优化人才培养引进体系，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让更多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科技团队在江苏大展身手、创新创业。
位于紫金山东麓的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新华社图
尤其在2020年，江苏端出了一揽子人才改革的新政，如全省事业单位空缺岗位招聘时提高专项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比例；实施万名博士后集聚计划，全年引进培养1800名海内外优秀博士后；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破解技能人才结构性短缺、待遇水平偏低、发展基础薄弱等突出问题。
当然，作为资源小省，浙江从来都对人才厚爱三分。“十四五”期间，浙江提出加强高端人才引育，五年集聚领军人才5000名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100万名以上。点开人才引入的“热点图”，我们会发现浙江有两个地方成为了全国焦点——杭甬两地的人才净流入率稳居全国第一、第二位。其中，杭州引进的大学生数量达到“20万+”，宁波、绍兴、金华等地引进大学生数量达到“10万+”。
关于“第一资源”，一市三省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然而，这种竞争关系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度推进，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
《2020年城市人才安居吸引力报告》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导致对人才需求进一步增加，导致2020年“人才争夺战”已经从城市间进化到城市群间。
为什么这么说？吸引人才最重要的要素，如教育、医疗等资源实现互联互通，增强了城市之间的联系和人才流动，对城市群的吸引力有着明显提升。从当下情况看，各地都在为自己吆喝招募人才，但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人才机制的建立，创新人才使用机制的破题，区域人才的流动性会大幅度提升，必将形成更为强大的磁场。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长三角城市与城市之间不再是割裂的个体，随着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人才在城市群内部的流动更加便捷，城市群作为人才争夺的重要载体，优势会不断显现。
这正是长三角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