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辉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兼治现代汉语方言、辞书编纂、古籍校点等，尤精于汉语词汇史研究。涉学三十余年来，论著纷披，成绩卓荦，夙以治学严谨、著述精洽享誉学界。现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本文谨从治学历程、治学成绩、治学理念三方面试述汪维辉教授之为学与为文。
一、治学历程
汪维辉教授[1]，1958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78-1980年就读于宁波师专中文科。1983-1986年在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改为华中师范大学）师从杨潜斋教授研习训诂学。在读期间，撰写了《〈说文解字注〉勘误》（与张生汉、黄树先合写）、《宁波方言古词语例释》《〈诗经〉札记》等文章。1986年硕士毕业前夕，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伐轮”、“伐辐”及其他》，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硕士毕业后，汪维辉回到母校宁波师范学院（1984年宁波师专升格为师院）任教。此后近十年内，陆续发表《“作（为）某地”式试解》《〈汉语大词典〉摘瑕》《〈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读后》《汉魏六朝词语杂释》《〈左传〉“死且不朽”解诂》《〈汉语大词典〉一、二、三卷读后》等论文近30篇[2]。这一时期，汪维辉的研究兴趣和重点在于考释、发明历史词汇的含义，先秦以迄明清文献中的语词，均在考探之列，或抉发疑难词语的含义，或揭举前人未及的新词新义，或辨正他人的误释。
1995年，汪维辉考入四川大学师从张永言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习中古汉语词汇。入学伊始，汪维辉便遵照张先生的想法撰写关于常用词演变的文章。当年年底，师徒二人合写的《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在《中国语文》刊出，引起学界热烈的反响，由此也确定了汪维辉的博士论文题目《东汉魏晋南北朝常用词演变研究》，标志着汪维辉学术研究的内容、方法和祈向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传统训诂学考词释义为中心转变为以常用词为核心的词汇历时演变研究。论文自答辩后又经过两年多的修改，更名为《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于200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语言学家江蓝生教授为本书作序，给予高度评价；浙江大学王云路、方一新教授在《中国语文》2002年第2期发表长篇书评《汉语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评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对该书作了详细评介和高度肯定。
此后汪维辉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文章，主要有《汉魏六朝“进”字使用情况考察——对〈“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一文的几点补正》《〈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撰写〈汉语100基本词简史〉的若干问题》《“遐-迩”与“远-近”》等。这些论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创了以常用词为中心的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局面。
博士毕业后，汪维辉进入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前辈学者鲁国尧、徐通锵教授的影响下，汪维辉进一步开拓汉语词汇史研究领域，将汉语史和现代汉语方言结合起来，从历时替换和共时分布两个角度探讨常用词的历史和现状。《纵横结合研究汉语词汇》《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汉语“闻/嗅”义词的现状与历史》《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现状和历史》诸文均体现了这一思路。
在此阶段，汪维辉除了从事汉语常用词研究外，还有两项重要工作，一是《齐民要术》专书语言研究，一是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的整理与研究。
2000年，汪维辉以《〈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为题成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了《〈齐民要术〉“喜烂”考辨》《〈齐民要术〉校释商补》等系列论文。2005年7月以“优秀”等级通过鉴定。2007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专著《〈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全书约30万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概论”，共三章，分专题论述了《齐民要术》的语言性质、特点以及词汇语法的相关问题。下编为《〈齐民要术〉新词新义词典》，收释见于《要术》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新词和新义，共896个词条。
2002年9月至2003年8月，汪维辉在韩国延世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教学之余，收集了一批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及相关资料。回国以后，经过整理于200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本《丛刊》收录《原本老乞大》《老乞大谚解》《老乞大新释》《重刊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朴通事新释谚解》《训世评话》《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学清》十种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分点校和影印两部分，第一册为十种教科书的点校本，每种前均附解题，介绍各书的基本情况及其语料价值；第二、三、四册为原文影印。书后附录《相关论著目录》，分资料、论著、其他三类，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2011年，汪维辉又与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合作出版了《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收入《象院题语》《中华正音》《骑着一匹》《华音撮要》《关话略抄》《汉谈官话》六种汉语教科书。
这一时期，汪维辉还比较关注汉语史研究的语料，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或考辨语料的成书时代，或探讨语料的作者（译者），或分析语料的研究价值，或强调使用语料时应注意的问题，等等。
2007年，汪维辉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汉语词汇史新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探》选录了20篇已发表的论文，大致分为汉语词汇史、词语考释、文献考订、语法史四类，基本上可以反映汪维辉的治学领域。
2011年，汪维辉以汉语词汇史研究的突出成绩入选语言学界颇有影响的“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汪维辉卷》于同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22篇。列入这套“自选集”丛书的学者均为汉语语言学界一时之选，这也证明了学界对汪维辉相关研究的高度认可。
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白维国、江蓝生先生主持的《近代汉语词典》启动，汪维辉负责编写其中W、X两个字母的词条，总计50余万字。2016年，由白维国任主编、江蓝生、汪维辉任副主编的四卷本《近代汉语词典》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词典》全书共计九百余万字，收词51000余条，历时20年编纂完成，是我国第一部以“具有汉语词汇史性质”为目标进行编纂的历时辞书。它不仅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大成果，也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
2011年，汪维辉以“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为题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项目参考斯瓦迪士“100核心词表”并略作调整，选定100个汉语核心词，从读音、字形、语义、词性、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等角度作深入考察，系统描述每个词的历时演变和方言差异。2017年5月以“优秀”鉴定等级顺利结项。2018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名专著。
这一时期还发表了《域外借词与汉语词汇史研究》《论词的“误解误用义”》《〈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红楼梦〉前80回和后40回的词汇差异》《〈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与〈训世评话〉的词汇差异》《现代汉语“语体词汇”刍论》《“把似/把如”的词义与理据》等精心结撰的论文，或探讨域外借词对于词汇史研究的作用，或探讨词义演变的特殊原因，或探讨不同体裁的文献的词汇差异，或探讨词汇的语体问题，内容多样，见解深刻，对汉语词汇史研究极富启发意义。
总体而言，汪维辉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于汉语词汇史[3]，研究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4年以前重点在于考释疑难词语的含义，1995年以后则主要关注常用词（核心词）的历时演变，兼及词义考释、语料考订、方言及语法史等。
注释：
[1] 为免行文冗赘，下文均省略“教授”。
[2] 论文所发表的刊物请参看《汪维辉教授论著目录》，本文不赘述。
[3] 发明疑难词语的含义和考察词语的历时演变这两项工作的方式、目的、旨趣等虽有不同，但均属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范畴。
二、治学成绩
统观汪维辉三十余年来的治学历程，其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推进汉语常用词（核心词）研究，开创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局面
著名语言学家江蓝生教授曾指出：“汉语史研究有两项基础性的工作必须做。一是有计划、有选择地开展各代的专书研究，全面考察、描写其中的语言现象。……另一项是系统开展词汇史尤其是常用词演变史的研究。”汪维辉在专书语言研究和常用词（核心词）演变研究两方面均有重要贡献，造诣深湛，成绩卓著。这里先谈常用词（核心词）演变研究方面的实绩，关于专书语言研究的情况详见下文。
汉语常用词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只有将常用词的来龙去脉、递嬗变迁描述清楚，才能将汉语词汇从古到今发展变化的主线提取出来，才能建立科学的汉语词汇史，因此常用词演变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中心任务。不过以往学界对此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除了郑奠、王力、蒋绍愚、唐钰明等学者的一些论述外，还没有开展全面的研究。
汪维辉在张永言先生的指导下系统开展汉语常用词研究。专著《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主体部分分为三章，详细考察、描述了东汉至隋（即汉语史分期中的中古）41组汉语常用词（名词10组、动词21组、形容词10组）的演变、更替过程，每组均附小结，具有提纲挈领之效。结语部分讨论了常用词历时演变的基本类型、原因、更替次数、新词来源、判断新词替换旧词的标准、常用词演变中的方言问题等本体问题，以及由描述常用词历史变迁而观察到的东汉汉语的归属、中古汉语内部分段等相关问题。
本书虽然仅考察了41组词且未涉及虚词[1]，但材料详备、描述细密，清晰地勾勒了这些词语的演变更替过程，并在准确呈现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合理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律总结和理论提炼。此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好评如潮，响应者众，可以说，自此树立了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范式，拓展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领域；常用词研究也逐渐成为汉语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和热点。
本书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2000年度）、北京大学第九届王力语言学奖金二等奖（2001年）、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
在撰写《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时，汪维辉已经意识到“结合现代方言来研究历史上的常用词变迁，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一片有待开辟的广阔天地”，不过，本书只是“偶尔涉及，作了一些尝试”。
《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是将常用词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嚆矢之作。文章将语义为“用言语表达意思”的词统称为“说类词”，依据历史文献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分别考察“说类词”的演变过程，又根据现代汉语方言资料考察“说类词”的地域分布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文章以“说类词”为个案，从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考察古、今、时、空四维要素，较《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主要着眼于“古”“时”二维前进了一大步，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了常用词研究的畛域和内涵。除本文第一部分“治学历程”中提到的文章外，《说“鸟”》《说“日”“月”》《说“脖子”》《汉语“肚子”义词的历史与现状》《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以“头－首”为例》诸文也均使用这一方法，从而使相关常用词的历史和现状呈现得更为清晰和立体。
集中运用这一思路、使用这一方法的是2011年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以结项成果为基础的1100余页的同名巨著详细考察了100个汉语核心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溯源沿流，述古察今，将汉语常用词（核心词）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是当前汉语词汇史研究最为瞩目的成果。本书入选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二）建构了中古专书语言研究的新范式
早在1920年代，黎锦熙《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针对当时对唐五代以来古白话文献中的俗语词研究薄弱的状况，提出应当“各就专书，分别归纳，随事旁证，得其确诂，以阐奇文，以惠学子”的观点。虽然这是从训诂学角度提出应当重视古白话专书中的俗语词研究，但是这种“各就专书”的思路无疑对后来的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作用。1979年，吕叔湘在给社科院语言所古汉语研究人员的一份建议中写道：“要对古代汉语进行科学的研究，……现在还只能先拿一部一部的书做单位。一方面在同一作品中找规律，一方面在作品与作品之间就一个一个问题进行比较。”1980年代以来，专书语言成为研究热点，论文、著作蔚为大观，推动了汉语史研究；但是渐入窠臼，以一种固定“模式”套入不同材料，变得了无新意。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虽然是农业方面的专门之作，但由于用语通俗，对考察6世纪中叶的汉语实际面貌具有极高的价值。基于此，汪维辉的《〈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从语言特点及语料价值、常用词、疑难词语、新词新义、词语地域性以及新兴虚词、量词、动补结构、判断句等方面对《要术》的语言做了专题研究，能够有的放矢，不落俗套。
《研究》在专书语言性质的认定、语料的鉴别和考辨、新兴语言现象的揭示和考证诸方面，或创立新见，或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不仅揭示了《要术》的语言面貌和特点，同时示人以津梁，对开展其他专书语言研究也有导引和示范作用。
就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研究》最富特色与新意或者说读来最受启悟之处有二。
一是重视词语的地域性，通过比较《周氏冥通记》《齐民要术》两部文献，挖掘一批分别带有南方与北方地域色彩的词语，揭示了6世纪南北汉语在词汇方面的若干差异。
中古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南北对峙，虽然往来不绝，但终属不同政权，久而久之，南北双方的汉语必然产生差异（至于是否分化为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则另当别论）；但差异的程度到底如何，有哪些具体表现，由于有明确记载的材料不足徵，始终若隐若现，因此南北汉语的差异是中古汉语研究的“高精尖”课题，难度很大。汪维辉《〈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设立专节《从〈齐民要术〉和〈周氏冥通记〉看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分别选取南北方的代表文献《周氏冥通记》和《齐民要术》，通过比较二书，挖掘出一批具有地域色彩的词语，为揭示南北朝时期南北汉语的词汇差异提供了一些材料，饶有新意。本项研究使用的语料准确可靠，典型性强，探讨的问题又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硬骨头”，体现出汪维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材料意识以及“攻坚”精神。此文示人矩�，应者云集，一时出现了多篇类似题材和方法的论文，可以说又一次引领风气。
二是穷尽性地搜讨《齐民要术》的新词新义，并以词典的形式加以编列。以往专书语言研究也很重视新词新义，但多流于举例，而例子的多寡又往往随意，因此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专书所具有的新词和新义，读者对此也只能是印象式的，缺乏准确全面的认识。汪维辉将《齐民要术》所出现的全部新词新义编成词典，这种研究方法前所未见，全属新创。读者执一编而知所有，对《齐民要术》的新兴语言成分（这里指词和义）能够获得总体性的把握。专书语言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全面、清晰、准确地描写该书有代表性的语言现象，采用词典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值得倡导。
本书出版后，著名中古汉语研究专家、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撰文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此书）是目前国内从语言（汉语史）角度研究《齐民要术》的第一部专著和最新成果，为中古汉语研究增添了厚重的一笔，读后令人振奋”。本书2009年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三）考释发明了一批疑难词语的确切含义
汪维辉涉学之初即研习训诂学，三十余年来未曾中辍，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汪维辉从事训诂学研究，以发明文献词义为主要工作，特点有四。
1、考释范围广
汪维辉考释词义，不局限于某类文献，而是广泛涉猎各种典籍，举凡儒家经典、佛经、小说、农书、变文、笔记及域外文献中的含义费解或聚讼不决的疑难词语，均能考其义蕴、明其理据。如古今学者对《左传》“死且不朽”之义主要有两种解释，学界多依违其间，汪维辉排比古代典籍“死且不朽”“死不朽”“死骨不朽”“死而不朽”等相关表述，提出“死且不朽”应是死而无憾之义，这个解释验之于《左传》诸例，均能顺洽无碍，可称确诂。又如《“作（为）某地”式试解》指出中古文献习见的“作+某地”或“为+某地”实际上是一种省略句式，其确切含义是特指“担任某地的行政长官”，不仅指明“作”和“为”的含义，而且还正确地解释了整个构式之义。
考释佛经词语的有《先唐佛经词语札记六则》《佛经词语考释四则》《佛经“齐”字解诂》等；考释唐代白话诗、敦煌变文词语的有《王梵志诗“心下较些子”的解释问题》《敦煌变文集校读散记》《敦煌变文集拾校》《〈敦煌变文校注〉商补二则》等；考释农书词语的有《〈齐民要术〉“喜烂”考辨》《〈齐民要术〉校释商补》等；考释小说词语的有《〈世说新语〉“如馨地”再讨论》《〈世说新语〉词语考辨》等，他不赘举。
2、时代跨度大
自先秦以迄明清的词语均在考释之列，如考释先秦文献词语的有《“伐辐”、“伐轮”及其他》《也说〈诗·新台〉之“鸿”》《释先秦文献中的“先子”》等，考释汉代文献词语的有《〈僮约〉疏证》等，考释汉魏六朝文献词语的有《汉魏六朝词语杂释》《释“严妆”》等，考释唐宋文献词语的有《再说“举似”》《“把似/把如”的词义与理据》《〈刘知远诸宫调〉所引古贤诗校释》（与邵珠君合写）等，考释明清文献词语的有《〈两拍〉释词》《说“狼�”》等。由此可见，汪维辉考释词义不仅不拘束于某一类别的文献，而且不局限于某一时代的文献，表现出博而通的特点。
3、考释对象类型多样
除了证发先秦典籍的古词古义以外，汪维辉还能够留意汉魏已降之常语俗词。《释“困”》揭明“困”在汉唐文献中有病重、病危义，是时人之习语。《“承”有“闻”义补说》指出“承”表“闻”义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习用于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沿用；并进一步辨析“承”“闻”用法之别；至于“承”表“闻”义的理据，则认为“引申”说符合实际。凡此均能补充以往研究之未备。
4、不为成说所囿，善于提出新解
汪维辉考释词义能够不落成说之窠臼，时有新见。《“比数”的语源和词义》在以往众多说法的基础上探明“比数”之语源实在《庄子·达生》“汝得全而形躯，具而九窍，无中道夭于聋盲跛蹇而比于人数”，进而指出其义为“把……算作个人，把……当人看待”，其源明则其义明，聚讼至此可判。《“和盖”之“和”非介词》指出《异苑》“和盖从潮漂沉”之“和”为“𤖱”之通假字，实指“棺和”，乃棺材两头的木板，纠正了以往研究将“和”当作介词之误。《“聊赖”释义辨正》《也说“�鹿攸伏”之“攸”》《〈左传〉“速”字释义商榷》诸文也均能勇立新解，廓清误说。
在以往训诂实践的基础上，汪维辉撰写了《训诂基本原则例说》一文，归纳了训诂研究的十条基本原则，乃是他多年从事训诂学习和研究的心得总结。
（四）发掘、考辨汉语史语料
汪维辉充分认识到语料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性，发掘了一批极富价值而且前人向未留意的语料，考辨语料的时代和作者（译者），抉发语料的研究价值，强调使用语料时应注意鉴别和分析。
1.发掘、刊布富于价值的语料
汉语史学界很早就注意到域外文献的语料价值并积极加以利用，最初主要使用《老乞大》《朴通事》等较为知名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后来有所拓展，如注意到《训世评话》，但仍局限于三数种，还有更多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有待挖掘、整理和利用。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及合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发掘、整理十余种朝鲜时代汉语口语教科书，精录细校，并附影印原文，为学界提供了一份准确可信的资料。《丛刊》和《续编》中的大部分材料以往相关研究未曾用及，完全是“新鲜”的语料，具有很高的语言研究价值。《丛刊》出版后在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出现了一批利用此项资料进行研究的论著及学位论文。蒋绍愚教授《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修订本）对此专门做了介绍。
《周氏冥通记》是南朝梁周子良自杀前所写的日记，记录了梦中与神仙真人往来、交谈的情况，故称“冥通”。周子良死后，陶弘景作了整理。《周氏冥通记》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六朝南方口语，是研究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宝贵材料。汪维辉敏锐地发现此书的语料价值，据以撰写《〈周氏冥通记〉词汇研究》，抉发其中的词汇现象。此文发表后，学界方始注意到《周氏冥通记》的重要性，凡是选取若干中古文献调查词汇语法现象的论著，一般均会以此书为基本语料。
2.考订语料的时代、作者
不少历史文献用语通俗，对于研究汉语史具有宝贵价值，但其成书时代及作者（包括译者）没有明确的记载，以此为语料易致误说，因此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考辨，以便利用。汪维辉对此有着充分认识，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如《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齐民要术〉卷前〈杂说〉非贾氏所作补证》《〈朴通事〉的成书年代及相关问题》《从语言角度论一卷本〈般舟三昧经〉非支谶所译》诸文均讨论此类问题。
3.抉发语料价值
汪维辉十分重视抉发语料的研究价值，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僮约〉疏证》和《〈说苑〉与西汉口语》分析、疏释了西汉《僮约》《说苑》的口语性成分，使学界进一步重视和了解这两部文献突出的语料价值。《试论〈齐民要术〉的语料价值》从常用词和新词新义两方面说明此书在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独特作用。《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及其研究》以四种版本《老乞大》为例揭示了这批教科书的语言研究价值。相关的文章还有《〈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的汉语研究资料》《研究早期现代汉语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资料——介绍朴在渊、金雅瑛编〈汉语会话书〉》《会话书“〈骑着一匹〉系列”研究》《〈汉语•华语抄略〉札记》《〈语录解〉札记》等。
4.注重语料的鉴别和分析
汪维辉在研究中不仅善于发现、利用新材料，还十分重视分析语料。《唐宋类书好改前代口语——以〈世说新语〉异文为例》发现唐宋类书在引用《世说新语》时往往将后者的口语性成分直接删去或者改成比较文雅的表述，由此可见唐宋类书在征引前代典籍时存在着明显的避俗趋雅倾向。这一结论提醒汉语史研究以类书引文作为语料时应注意分析，不能一味信从。《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兼论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与胡波合写）明确指出汉语史研究在使用语料时不仅应该重视语料选择，还应特别重视语料分析。文章从确认有效例证、剥离口语成分、分析统计数据、重视典型语料四方面结合实例讨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以典型赅非典型”“以前期�后期”两条原则，应该说都是非常中肯的，对汉语史研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此外《关于〈训世评话〉文本的若干问题》《〈型世言〉语言成分分析》等也都是分析语料的力作。
除上述四个方面以外，汪维辉在汉语语法史、现代汉语方言、辞书编纂、古籍整理等领域均有专门研究，所撰写的几篇书评入��而中肯綮，时见精要。汉语语法史方面有《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札记》《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从汉语史看“多”“少”直接修饰名词问题》等。现代汉语方言方面主要关注吴语词汇，有《宁波方言古词语例释》《宁波方言词语札记三则》《宁波方言词典》（与朱彰年、薛恭穆、周志锋合编）、《〈亲属称谓词的变读〉再补》《吴语中表示“左”的本字》（与秋谷裕幸合写）、《宁波话中的“谁”及其消失》《宁波话“昨天、今天、明天”系列词探源》等。辞书编纂方面除了作为副主编编著《近代汉语词典》外，还撰写了《〈汉语大词典〉摘瑕》《〈汉语大词典〉一、二、三卷读后》《时代呼唤在线〈汉语大词典〉》等文章。古籍整理方面有《〈红楼梦〉标点琐议》《〈清平山堂话本〉校点献疑》《〈晋书〉点校商兑》《〈齐民要术〉校释商补》等。书评有《〈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读后》《〈元语言词典〉评介》《〈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评介》《〈扬雄方言校释汇证〉读后》等。限于篇幅，不能缕举，详情可参看《汪维辉教授论著目录》 。
注释：
[1] 书中已经说明虚词“暂不涉及，留待以后再作系统的研究”。
三、治学理念
汪维辉在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中，特别是进行以常用词为核心的汉语词汇史研究以来，若干�铸于研究实践的治学理念应该表而出之，对学界从事相关研究不无示范和指导意义；具体而言，有以下四方面。
（一）让语言事实说话
汪维辉在多种论著中强调，研究汉语词汇史，首要的工作便是准确、清楚、详实地描述语言发展变化的事实。《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谈到当前的研究方法：“在目前起步阶段，……把一组一组词的新旧递嬗关系和演变更替过程扎扎实实地描写清楚。只有把这项基础工作做好了，才有可能撰写汉语常用词演变通史，也才谈得上探索变化背后的规律。”《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也指出“在词汇史研究中，揭示语言事实的真相也是首要任务”。最近出版的《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同样秉持这一理念，《本书的研究目标》一节提到研究目标之一就是“描写事实”，“以历史文献和现代汉语方言资料为依据，描写和统计相结合，理清每组词的历史演变线索及方言分布情况，为读者提供有关每个词的比较详尽的基本资料”。在《汉语核心词研究的若干问题》一章，明确提出“重建史实”的重要性。
将常用词发展变化的事实描写清楚，初看十分容易，但真正实施起来大非易事。目前汉语常用词研究是学界的热点，但无可讳言的是，不少论著在基本事实的描述上尚欠准确、清晰，长此以往，必定阻碍此项研究的深入发展。汪维辉再三强调应让语言事实说话，是富于现实意义的。
（二）词汇史研究应树立“史”的观念
“语言史既属于语言学，也属于历史学。”（《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同理，汉语史研究不仅是汉语本体研究，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次类。因此，从事汉语史研究，应培养和树立通贯的“史”的观念。就汉语词汇史研究而言，汪维辉即提出“胸中要有一部词汇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特点都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统揽全局”（《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实际上，无论从事通代还是断代词汇研究，若能融汇“史”的观念，则有助于以动态的思路、以“长时段”的方式观察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各种现象。
汪维辉的研究始终体现“史”的观念，且不论从历时角度探讨常用词更替演变的那些论著，一些讨论特殊词义变化现象的文章也体现出这一观念，或者说没有这种观念的支撑，也许就发现不了此类现象。如《论词的“误解误用义”》（与顾军合写）指出词语由于“误解误用”产生新义，是词义演变的一种特殊方式。词语正是在逐渐沿用过程中发生误解，之后这种误解又进一步被误用，新义的产生和扩散既是历史的产物，又都伴随着一个历史过程。此类研究表面上乃是揭橥一种词义演变现象，但归根结底是“史”的观念在起指导作用，方能有此发现。
（三）词汇发展演变的时空二维特征
时代性和地域性可以说是词汇的两种重要属性。词汇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其时代性和地域性很多时候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阐明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是词汇史研究的重要任务。汪维辉对此具有自觉的认识，在研究中非常重视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时空二维特征，如上文所述，他在撰写《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时即已意识到应“结合现代方言来研究历史上的常用词变迁”，之后多篇论文以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相结合的方法和思路考察常用词（核心词）的历史和现状。《纵横结合研究汉语词汇》提出研究汉语词汇应该“纵横”结合，“纵”指历时发展，“横”指现代方言的共时平面。他还专门就此问题撰写《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一文，进一步强调“揭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是词汇史学科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正确训释词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并结合实例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主要表现。凡此均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
（四）根柢之学与理论意识相结合
汪维辉多次强调研治汉语史应具备“根柢之学”，也应自觉树立理论意识。汪维辉将其概括为“语文学的功底，语言学的眼光”（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汪维辉卷》跋）。《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在谈到治常用词演变所需具备的修养时，指出“要有较好的文献功底和小学功底”，“要有较好的理论修养和分析能力”，正是根柢之学与理论意识相结合的体现。他的许多论著本身就是语文学和语言学有机交融的典范。汪维辉还就此专门写了《语文学的功底 语言学的眼光——研治汉语词汇史的一点心得》一文，以自身的研究经历和成果详细阐述了所谓“语文学的功底”和“语言学的眼光”的含义。这不仅是三十余年治学经验的提炼，也是融汇于自身研究实践的理念，当然更是度与后学之金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