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即获得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历史最佳专著“费正清奖”。
该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并结合实地考察，运用“过密化”等核心概念、创新概念，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
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类认知思维体系中的基本构筑单位。在学术研究的所有领域中，缺乏概念或者说概念运用模糊不清、不确定乃至产生歧义、错误，就会让整个论证过程犹如在沙漠中建构高楼大厦。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学术研究中，概念先行是正确的。高质量的学术概念是开展学术讨论、推动学术创新的根本。如果能够不断提出新的概念并使之学理化、科学化，就会迅速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取向的引领者。
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成长史，就是类似的破除传统文明概念、融会及试图贯通西方概念的历史。这个过程漫长又曲折，大致来说有两个高峰：
一个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国社会苦难加深，面对强势工业文明，中国的传统话语迅速衰退，开始出现“一个不加反思的观念，即西方比中国先进，学习西方就能紧跟世界大潮”。
与之相伴，“民主”“科学”“政治”“干部”等外来词汇、概念被广泛采用。直接抛却相关概念，就难以讲清楚中国近代史。
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又一个基于西方经验、历史与立场的概念，被用于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与之相伴，一批又一批基于欧美历史发展条件的西方学者及其理论得到引介，一个又一个议题或话题被不断制造出来。
数十年来，西方学界影响中国的概念可谓数目繁多。最著名的莫过于“民主”。熊彼特的定义颇为经典：“在民主政治中，人民以挑选能保证他们意见得以‘贯彻’的代表来实现主张……某些人通过争取选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
显然，这个定义主要是服务于西方所谓竞争性选举民主的。而西方的这种程序民主与中国一直强调的“人民当家作主”是两回事。用西方的“民主统治”来对比中国的国家治理，如果不是戴有色眼镜，就必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政治和“人民当家作主”只知其表不知其里。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是“政体”。政体及其分类是亚里士多德的发明。西方偏爱对抽象的形式问题的结构分析，与其强调形式逻辑的哲学传统有关，又受到宗教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加之欧洲地理形貌破碎而阻碍统一大局形成的天然缺陷，使得在西方进行政体比较成为可能和长期问题。”
这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治理经验大为迥异。按照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显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
除此之外，被不加分析、不因地制宜使用的概念或理论还有很多，如“合法性”“民族国家”“三权分立”“历史的终结”“身份政治”“文明的冲突”等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类似问题的存在，进而提倡“重新阅读西方”，强调“不能把西方当成药铺而把中国当成病灶”。一方面，不应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乃至万金油化；另一方面，更不该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乃至自我矮化。
还有学者观察到，“西方学术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发表明学术的泡沫化。我们万万不可把“种种时髦的、本身歧义丛生的概念”直接拿来，甚至强加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中。
160年前，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办，先后开设外语、化学、物理、各国史略、航海测算等课程。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有需要、有条件、有能力进一步提高敏锐性与鉴别力。
要把概念创设、理念创新与话语建设牢牢搭建在中国大地上，坚持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增强对中国实践的解释力、对世界历史的解释力、对未来社会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