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近代语”与“近代汉语”这个学术概念的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先生（１８９０—１９７８）。早在１９２８年，黎先生在《新晨报副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的文章，揭开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序幕。题目中的“近代语”就是今天所说的“近代汉语”。黎先生的提议之一是编写“近代汉语大辞书”，也出现了“近代汉语”这个学术名词。
对黎先生的主张积极响应并身体力行的是吕叔湘先生。他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投入对近代语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材料翔实、观点新颖的近代汉语专题语法研究论文，后来收在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中。那时专门以近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几乎是绝无仅有，正如吕先生自己所说，“多少有点垦荒的性质”。回顾近９０年来近代汉语研究的历史，可以说，黎锦熙先生是“近代语、近代汉语”这个汉语史分期术语的发明者，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首倡者，而吕叔湘先生则是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吕叔湘先生是用白话作品出现的时代（尤其是变文的出现）作为划分近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界限的，因此他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而有的学者，如蒋绍愚先生等，认为综合语音和语法方面的情况看，似以唐代初年作为近代汉语的上限较宜。黎先生虽然把“近代语”的上限定在宋代，但实际上并没有把唐五代一些接近语体的资料排除在外。可以看出，各家对近代汉语上限的分期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十分接近，且分期的标准原则是共同的，即以口语的实际状况作为分期的依据。关于近代汉语的下限，学界一般定在清代。由于清代乾隆年间成书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白话小说的语言跟现代汉语已无根本性的区别，乾隆八年成书的《圆音正考》表明当时口语中［ｔｓｉ］［ｋｉ］已经舌面化，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语音的最后一个差异也消失了（仅存于某些方言中）。因此一般认为把近代汉语的下限定在清初比较合适。本词典收词在充分尊重学界共识的前提下，也根据词汇发展的特点，做了一些小小的变通，即收词的时代上限是唐初，下限为鸦片战争以前（即清代中叶），比学界划定的稍稍延后了一些。这是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反映社会生活比较直接的词汇面貌有较大的变化，而在这以前，词汇的演变比较平缓，不像语法、语音那样有较分明的界限。此外，虽然唐宋以后是古白话成熟的时期，但其萌芽至少要上溯至魏晋；有些词语魏晋已见，本不该收，但其大量使用是在唐以后，为了体现历时的量变与质变，本词典也酌情少量收录了一些。
我国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对于先秦两汉文献词义的研究，清代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成果辉煌；而对于近代汉语文献中的白话词汇，则着力者甚少，研究很不充分。因为传统语文学、训诂学主要为解经而用，是“经学”的附庸，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作品自然难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成为研究的对象了。这样就造成如王锳先生所指出的，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存在着“详古略近、头重脚轻”的状况。与文言词的普遍通用和词义相对固定不同，口语词及其词义的变动性较大，往往随时代和地域而异，有的是某一时代新生的或特有的，有的仅流行于某一方言地区，有的则只通行于某一行业、某种文体或某种场合。由于缺乏研究，经常造成阅读理解上的障碍。从词汇史的角度说，唐宋以来的白话词汇反映的是彼时真实的词汇面貌，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没有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系统研究，就不可能科学、连贯地勾勒出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历史面貌，也就难以从中寻绎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因此，无论从继承文化遗产的角度，还是从语言史研究的角度，都需要加强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和整理，都需要编纂一部收词量较大的、能够基本满足上述两种需求的近代汉语词典。
编纂一部收词量大、释义精确、例句恰当、全面反映近代汉语词汇系统面貌及其动态演变的近代汉语词典不是一件易事，一定要有扎实丰厚的学术积累做基础。黎先生当年在谈及近代语的研究方法和步骤时，曾倡议进行专书研究，出版“某书语言研究”，等到有相当积累时“可合并改编成为一部‘近代汉语大辞书’”。王力先生也指出，“如果为了编写一部汉语大辞典，古人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够用的，因为（一）他们只注意上古，不大注意中古以后的发展；（二）他们只注意单音词，不大注意复音词。所以这一方面的工作，还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才能有所成的。”（《汉语史稿》） 自黎先生首倡近代汉语研究以来，特别是自吕先生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创建学科、培养队伍、加强资料建设以来，近代汉语的研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形成规模，成果丰硕。其中词汇研究的成绩相当可观，攻克了许多“非雅诂旧义所能赅”的俗语词。蒋礼鸿、郭在贻、项楚、张涌泉、黄征等有关敦煌文献中白话词汇的考释之作，多所发明，创获甚多，不仅破解了大量疑难词，而且也对俗语词的考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经验。在诗词曲语词方面，继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之后，王锳、王学奇、蒋绍愚等人续有建树。王锳《诗词曲语词例释》在义项分合和考证方法上都较张氏更为合理、科学。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收词量大，新见颇多。在禅宗语录词汇研究方面，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成绩突出。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揭示了日僧圆仁书中的词汇和语法受日语影响的痕迹，有独到的见解。从宋元话本到明清白话小说词汇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除了大量的考释性论文外，还出版了一批专书词典，如胡竹安《水浒词典》、周定一等人的《红楼梦词典》、白维国《金瓶梅词典》、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等。此外，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的《明清吴语词典》是比较少见的历史方言词典。
断代语言词典也陆续出版，如：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江蓝生、曹广顺、袁宾、李崇兴等编撰的唐五代、宋、元各代语言词典等。已出版的《近代汉语词典》有两部，一部为高文达主编（收词１３０００条，１１７万字，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２）。另一部为许少峰所编（收词２５０００条，３２０万字，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修订，改名《近代汉语大词典》，收词５００００余条，５００万字，中华书局出版）。两部词典筚路蓝缕，各有成绩，尤其是许编，以一人之力编成大书，实为不易。当然，由于受当时研究成果和技术手段等客观条件所限，二书在收词、释义和引例上都还留有相当多的遗憾，有待后人继其功而努力。二十多年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丰厚积累不仅为利用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提供了一把把钥匙，而且也大大推进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发展和汉语史学科的建设。
正是有了上述前提条件，１９９７年，我们两人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即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扩大语料范围，力争穷尽性地搜集有关资料，编写一部体例更完善、收词量更大、释义更精准、举例更可靠、学术性更强的近代汉语词典。这一想法得到诸多同道的响应，上海教育出版社领导也极为支持，编写工作随即上马。辞书界流行一句话，叫做资料决定一切，足见资料对词典质量所起的关键作用。幸运的是，在编写过程中，几个可供检索的大型汉语历史文献语料库，如《四库全书电子文本》《国学宝典》《中国基本古籍库》等陆续建成，如果对这些超过十亿字次的历史语料电子文本加以利用，将使编写中的《近代汉语词典》在资料基础上远比前人完备丰富，从而为提高词典的质量提供更加可靠的保证。我们决心不避繁难，重新对资料体系加以调整，要求力争做到对每一个词条都进行电子文本的检索，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归纳义项，选取最早、最恰当的用例加以佐证。因此，可以说，这部词典在资料的扎实丰厚、义项的完备、释义的准确和例句的丰富贴切上，都较前有一些新的进步，新的突破。下面扼要介绍本词典的特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一）收词以口语词为重点，以作为汉语词汇主干的常用词为主体，并要体现词汇的历史系统性，尽力做到近代汉语时期新出现的口语词、常用词和常用义项没有重大偏失和遗漏。
如上所说，本词典收词时代纵贯唐初到清代中叶，这段时期的历史文献数量很多，文献中出现的词语更是难以计数，不能也不宜全部尽收。怎样确定一个科学的收词原则，避免发生当收未收、不当收而收以及畸轻畸重的弊病，是 编写这部词典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下面以《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为对照，谈谈本词典在收词方面的一些做法和原则。
在收词方面，《汉大》通贯古今，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但有些常用词却未能尽收，具体情况可分为四种。其一如“案犯、暗道、白矾、拜认、保本、关心、派驻、石墨”等词，《现代汉语词典》收了，历史文献中也有用例，《汉大》却未收，本词典补收。其二如“挨迟、安耽、凹兜、巴家、奔碌、猜算、嘈聒、查刷”等词，在近代汉语文献中显现出一定的使用频率，《汉大》未收，本词典收录。其三从系统性角度检视，《汉大》对一些同类词语的收录间或有失平衡。如收“挨户、挨门、挨家比户”等，未收“挨家”；收“靠近”未收“挨近”；收“触损”未收“触伤”；收“插言、插话、插嘴”等，未收“插口、插语”；收“茶坊、茶户、茶寮、茶社”等，未收“茶阁、茶家、茶局、茶室、茶屋、茶庄”。以上漏收词，本词典根据收词的系统性、平衡性原则，予以收录。其四牵涉词的本体体。《汉大》收了变体“打张鸡儿”，却未收其本体“打张惊儿”；收了“白矾”的别名“白君”，却未收本名“白矾”；收了变体“杜撰”，却未收本体“肚撰”（详下文）。凡此等等，本词典都酌情做了补正。
本词典和《汉大》在词典性质和时段上既有差异又有重合，因此在收词上同样既有重合也有明显的不同。由于本词典力求成系统地收录近代汉语中的口语词、常用词，因此，客观上能够弥补《汉大》应收而漏收的相关词语和义项。举一个例子。跟元代纸币有关的词，《汉大》收了“料钞”（新的好的纸钞）、“昏钞”（票面字迹模糊的旧纸钞），而未收“择钞”。我们根据《永乐大典》所收元代史料以及前几年在韩国新发现的古本《老乞大》，补收了这个元代常用词： 【择钞】 狕é犮犺ā狅 元代以纸钞为通行货币，时人称虽旧但仍能使用的纸币为择钞。择钞有上等、次等之分。元《南台备要·整治钞法》：“既有库官、库子人等，通同将关到钞本，推称事故，刁蹬百姓，不行依例倒换，私下接揽，妄分料钞、～、市钞等第，多取工墨接到（倒），使诸人不得倒换。”古本《老乞大》：“俺则要上等～，见钞，不赊也。”又：“依的俺时成交；依不的时，俺不卖。钞呵，～、烂钞都不要。”参看“料钞、昏钞、工墨”等条。 “择钞”的注释和例句吸收和借鉴了近几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有赖于新发现的资料。
（二）义项排列和释义体现词义演进的历史轨迹和规律。
解释词义是词典的主要功能，也是决定词典质量的关键环节。词典主要通过排比用例，归纳出词的意义。一般来说，只要有足够的用例，正确归纳词义并不很困难（当然，要做到准确、贴切也并非易事）；难的是，要依据词义发展 的脉络，合理确定和排列义项。就是说，义项的排序要注意词义内部的引申关系，要尽可能反映某些词语语法化的过程。这就要求编写者既要有训诂学功底，又要具备现代语义学观点和对语法化规律的认识。应该说本词典在这方面比起先前的各类历时词典有明显的进步。比如介词“打从”，我们根据其词义的变化和用法的不断扩大列了四个义项：① 表示空间的经由（宋）；② 表示空间的起点（明）；③ 表示虚拟的空间起点（明）；④ 表示时间的起点（清）。这样归纳和排序既客观又科学地反映了介词“打从”从表经由到表起点、从用于空间到用于时间的发展过程。《汉大》“打从”列出两个义项：① 从、由；② 自从。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本词典释义的精细与科学。再如“差役”一词，本词典列有五个义项：① 官府派给百姓的劳役（唐）；② 被指派到官府应差执役（明）③ 差遣使役（明）；④ 当差执役的人（明清）；⑤ 差事（明清）。由①到②是名词转用为动词；由②到③是动词应用范围的扩大，从特定场合扩大到一般场合；由③到④⑤是动词转用为名词，即由动词转用为与此动词相关的人或事。这几个义项的排列，既勾出该词词义发展的线索，同时各义项间的引申关系也反映了许多名词、动词词义演变的一般规律。而《汉大》仅有①④两个义项，且引例从宋骤跳到清，不仅晚于唐，也看不出词义演进的过程。总之，我们内心的目标是编纂一部汉语词汇史性质的工具书，而不仅仅是释疑解难。当然，为学力所限，词典中许多词的解释还不能都达到这个要求，我们只是心向往之，尽力去做罢了。
在通常情况下，由于材料不足，词典往往会发生引例滞后的问题。也就是说，某个词或某个意义早就出现了，可是词典出示的例句是较后时代的。与此相反，有一些词的某个意义较晚才出现，但是词典由于误解而把它的出现时代大大提前了，这倒是更容易忽略的问题。为避免这后一种错误，就要用词义发展变化的时代连续性加以验证。如果一个意义只有孤例，而且在它之后很晚才又见到用例，中间缺乏连续性，那是很可怀疑的。比如“打量”一词，《汉大》义项②释作“料想；估计”。引例为宋范成大《甘雨应祈》诗：“说与东江津吏道，打量今晚涨痕来。”但是经检索电子文本得知，非但同时代，连清代中期以前的文献中都未见“打量”作“料想；估计”用的例子，因此这个解释很可疑。查原诗，前两句为：“高田一雨免飞埃，上水纲船亦可催。”通读全诗，知诗中的“打量”应为“丈量”义。是让管水道的小吏去丈量水痕升高了多少，能否让“纲船”（运送大宗货物的船队）通过。而“打量”在宋代已有“丈量”义。我们用词义发展的时代连续性原则纠正了《汉大》等历时词典释义超前的一些失误。
释义的另一个难点是一些跟民俗文化相关的词语。由于时代久远，有些民俗文化现象已经消亡，有的虽然流传至今，其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这方面的词语解释起来有相当的难度。本词典借助丰富的文献资料详加考证，多有突破，也匡正了前人不少错误，比如“案杯、按喝、八老、白打、鲍螺、参逐、苍鹘、耳报、发甲、发科、腐饭、腐酒、方量、方局、反初”等民俗文化词，《汉大》的解释均不够确切，读者可对照本词典加以比较，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
（三）吸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力求反映历史词汇研究的新水平。
注意吸收近些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是本词典的一个特点或曰后发优势，因而对《汉大》等同类辞书所漏收的义项多所增补，对于释义的失误也多有辨正。以下各举一例。“仿佛”（又作“彷彿、髣髴”）一词自唐代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用法，在一些与数字搭配的场合，用以估计数量，相当于“大约”，直至元明之际仍见使用。例如：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唐白居易《达哉乐天行诗》）脊上缝个服子，髣髴亦（欲）高尺五。（《敦煌变文校注》卷三《燕子赋（一）》）自与兄别来，彷彿十餘日。（金《董解元西厢记》卷五）义见严纲军到，皆伏而不动。彷彿有数十步远，一声炮响，八百弓弩手一齐俱发。（元明《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此义《汉大》未见，唯《唐五代语言词典》列出，但由于是断代词典，举例仅限于唐诗和变文。本词典举例通贯唐、宋、金、元、明，表明此义产生和使用的时代。同时，又通过宋、元和清代的用例反映其词义的发展变化。即到了宋代，“仿佛”又产生另一个新的义项：模仿；沿袭；效法。直到清代仍见其例：至于他饮食器，亦往往有尊彝簠簋之状，而燕饮陈设，又多类于莞簟几席。盖染箕子美化，而彷彿三代遗风也。（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〇）每惭举场未放，欲彷彿二先生之实学而未能。（元杨奂《题东游集后》）后来薛、相两家也都大同小异，彷彿了狄家谢那程乐宇，也都不甚淡薄。（清《醒世姻缘传》三九回）这一义项各历时词典皆未见收。上举“仿佛”的两个义项是近代汉语阶段产生的新义，符合词义引申的逻辑和规律，但它们都未能沿用至现代。其原因可能是词汇系统内部分工调整的结果。因为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已分别有“大约、大概”和“模仿、沿袭、仿效、效法”等词来专门表达这两个意义了，没有必要再由主要为“好像”义的“仿佛”兼表这两个意义了。
再举一个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纠正成说的例子。各大型历时词典都收有“杜撰”一词，释为“编造、虚构”。但是在文献中另有与“杜撰”同义的“肚撰”却未见收录。“杜撰”与“肚撰”是什么关系？何者为正？根据姚永铭、崔山佳二位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肚撰”犹“臆撰”，“肚、腹”与“胸、臆”属同一义域的词，“肚撰”与“臆撰”的构词方式与思路相同，从“心知肚明”也能看出“肚”与心智类词语的联系。关于“杜撰”的来源，宋代以后有多种说法（详见《辞源》“杜撰”条），然诚如《辞源》所判定：“杜撰之源，说法不一，……皆不足信。”两相比较，我们认为“肚撰”更符合词义的内涵，于是补收了“肚撰”条，并将它列为正条，把“杜撰”列为副条：
【肚撰】 犱ù狕犺狌à狀 凭臆想编造；虚构。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九：“译经者于经卷末自音为颔剂，率尔～造字，兼陈村叟之谈，未审娢侪是何词句。”明《鼓掌绝尘》一回：“许叔清也不再辞，把酒饮一口，想一想，连饮了三四口，想了三四想，遂说道：‘有了，有了。只是～，不堪听的，恐班门弄斧，益增惭愧耳。’”又四回：“杜开先道：‘已～多时，只候老伯到来，还求笔削。’”
【杜撰】 犱ù狕犺狌à狀 同“肚撰”。杜，“肚”的同音借字。唐人作“肚撰”，宋人作“杜撰”。（引例自宋始，此处略）类似的例子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在这里多谈了。总之，编词典一定要关注学术界的动态，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吸收到词典中来，这对于提高词典的质量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尽力搜罗所能找到的有关论文和专著，但是，阅览所限，肯定有不少遗漏，希望读者能补我不逮，慷慨相告。
（四）引例提供多层面信息，力求能反映时代、地域、文体及其功能和用法。
引用恰当的例句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词义和用法，同时也便于对释义加以验证和复核，所以引例也是编词典不容忽略的重要环节。我们希望通过确定科学的引例原则为读者尤其是语言研究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可以说，对例句的取舍安排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我们编纂历时语言词典的学术思想。本词典引例的原则是：不仅要反映被释词语出现和使用的时代，同时还要反映这个词语通行的地域；对有些词语，还要反映它使用的文献范围或文体要求。在贯彻以上原则的同时，还要通过例句尽可能地反映词语的用法、功能。比如，“擦摩”一词下列出了宋至清的用例，表明这个词从宋代出现一直沿用到清代。有的词如“巴毁、查郎”等只列出唐代用例，则表明这些词只出现在现存唐代文献中，唐以前或以后的文献中均未见。有的词如“财东、查封”等只列出清代例句，则表明这些词在现存清代以前的文献中未见。再比“碜”这个词，其中的两个义项（① 丑、羞；使人感到丑、羞。② 狠、极、甚）下所举例子都出自山东一带作者或山东方言作品中，表明这个词应是山东方言词。“茶糊、搽糊”引例皆出自禅宗语录，表明其他文献未见；“常则是、常只是、常则待”“畅道是、畅好道、畅好是”等引例皆出自元明戏曲作品，表明这些词多在戏曲中使用，口语化程度较高。上举“碜”的第⑥义项下列的例子既有“背膊儿碜摇”，又有“比梅花又瘦的碜”，表明这个意义的“碜”的功能是作状语和补语。
由于有大型电子文本的支持，本词典能较好地避免例句滞后的遗憾，使得凡出一义必征引首见例句的要求更加成为可能。除了孤例或没有更恰当的例句之外，本词典一般避免引举其他同类词典已使用过的例句，务求推陈出新。也因为此，编写的工作量不知陡然增加了多少倍！流年似水，岁月不饶人；时乎时，不再来！在悠悠１８年光景之中，我们已由中年步入老年，第一批参加本词典编写的师友们也都平添华发。他们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为本书的编纂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慷慨地贡献给本书，使本书新见迭出，新意盈篇，而我们，只能用“辛苦了！”“谢谢！”两句话表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他们是以王锳先生为首的一批汉语词汇史研究专家（按承担内容次序）：刘百顺、董志翘、曹广顺、袁宾、徐时仪、李崇兴、汪维辉、蒋宗许等，我们很为有这样强大的阵容而庆幸和骄傲！王锳先生从辈分和学术上都是我们大家尊敬的老师，他不顾身体有病，热心支持，倾注心力认真撰稿，为这部词典增色许多。汪维辉、徐时仪、刘百顺等先生还帮我们审看、订补了部分稿子，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我们还要感谢黑维强、陈秀兰、王东等同道，他们在本词典面临巨大交稿压力时，慨然伸出支援之手，为本词典订补条目、义项，审核替换引例，对保证这部词典的质量贡献良多。上海教育出版社原社长包南麟、党委书记袁正守同志，编辑部主任唐发铙、张荣、徐川山同志，责任编辑芮东莉同志等，始终给予我们热情的支持，在长达１８年的交往过程中，我们相互理解，配合默契。现任社长贾立群同志对本词典极为重视，亲到北京与我们商量后期工作。谨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编词典是个永无终结、永远需要修订的工作，这部词典当然也不例外。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努力，但错误和疏漏肯定不少，可以说新见创获与错误疏漏并在。时间和身体不容我们再打磨下去，只好带着遗憾交稿。好在出版后可以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意见，或许更有助于提高它的质量。在此，我们热切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