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核心术语国际影响力研究”（21&ZD1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盛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北外—《求是》翻译与传播中心副秘书长）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全球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全球媒体传播秩序的持续性重组，如何在话语、观念和思想层面打通“自我言说”与“全球话语”的传播壁垒，推动从认知到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当代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发展的重要命题。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31”讲话）。作为理解当代中国国际传播“顶层设计”的纲领性文本，解读“5·31”讲话不仅可以从理论层面回应这一时代命题，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当代全球传播的发展格局和中国国际传播的行动逻辑提供参照。
时值“5·31”讲话发表一周年，重读讲话内容，对继续深入理解当代国际传播格局变迁，持续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笔者认为，“5·31”讲话不仅为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明确的理念构想、架构安排和路径指向等历史唯物主义行动观，而且通过强调融合“话语—行动”“历史—未来”“国内—国际”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打开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创新格局，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基础。从“建构现代性”到“超越现代性”的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不仅是理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时代条件、历史语境和行动坐标的思想线索，也是拓展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及其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行动路径。
一、国际传播的知识理念创新
（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5·31”讲话围绕新时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方式方法和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重要指示。“5·31”讲话首次提出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构建国际传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其目的是“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他还指出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可以从三方面，理解从国际传播到战略传播的知识理念创新。
其一是理念机制创新。有别于经典国际传播理论在政策制定和行动主体层面对发散性、发展性和部落化文化多元主义的关注，“战略传播体系”这一新的提法更为强调从“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的总体性视角，展开现实主义的国际传播实践部署。因此，“战略传播体系”具有集成性、组织性、系统性的新特征。
其二是理念语境创新。讲话特别强调，新战略传播体系的定语是“鲜明中国特色”，即明确了战略传播理念的知识谱系、实践坐标的政治属性和时代感。战略传播体系是结构化、语境化和功能化的理念创新。在全球秩序结构性重组的时代契机下，理念既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传播实践，又致力于推动和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建设。
其三是理念目标创新。建构战略传播体系的目标和效果在于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等“五力”，这一提法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四力”原则在国际传播领域的理念提升与阶段性整合。亮点是在既有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之上，突出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和中国话语说服力。它们是提升新闻舆论和国际传播公信力的三个方面，分别从感性认知、符号认知和理性认知等层面，重新界定国际传播的阶段性目标。
（二）塑造社会建构性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
如果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从总体、宏观和顶层设计的层面对国际传播知识理念的系统性创新，那么塑造面向物质交往、文化交流和思想交融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则是从基础、微观和社会建构的层面对国际传播知识理念的结构化重构。
其一是面向物质交往。讲话指出，“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这一论断不仅为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交叉融合的知识视野和思想基础，为丰富和深化国际传播理论的叙事基点提供了总体学科框架，也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创新绘制了社会行动坐标。其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分别指向国际传播的意义来源、价值谱系和实践动力。即国际传播理念的时代创新，意味着通过跨区域、跨文化和跨体系的当代社会交往，重塑中国社会的精神传统、观念谱系和行动逻辑。
其二是面向文化交流。讲话创造性地指出新时代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方式方法是借助于文化传播，即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这意味着文化不仅被理解为传播载体，也是重要的传播路径和传播内容。其中，作为传播的文化，是相对于全球结构“具有中国特色”，传承于思想脉络“体现中国精神”，以及体现在劳动实践“蕴藏中国智慧”的中国文化，即“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其三是面向思想交融。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不仅立足于物质性的社会交往和话语层面的文化交流，也强调社会建构层面的跨区域、跨文化、跨体系思想交融，通过方法层面“注重把握好基调”，行动层面“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最终在理念落地层面“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观念融通和思想交融。其中“可信、可爱、可敬”一方面呼应了“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一总主题，另一方面明确了建构理性、感性和知性的国家形象，不仅丰富了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命题，而且蕴含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工作的理念期许和实践期待。
二、国际传播的政策架构创新
（一）转化“传播优势”，提升“传播效能”
从国际传播的政策架构创新层面看，“5·31”讲话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如何制度性转化“传播优势”这一命题。国际传播的体制机制创新，制度路径是“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架构创新则来源于国际学术交往、全球媒体传播和区域化、地域化的传播活动等传播途径拓展。一方面“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另一方面各地区各部门“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从而推动机制化的人文交流和持续性的民心相通。
此外，讲话也强调了如何全面提升“传播效能”的问题。有别于经典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对单向度“传播效果”的关注，“5·31”讲话强调国际传播的“传播效能”，即“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这一论述提出，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不仅在于传播终端受众的接受程度，更落脚于“媒介治理”的传播起点，即国际传播能力、国际传播人才队伍以及国际传播教育培养体系的完善程度。讲话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分别对应了国际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和实践的四个环节：理论学习与知识拓展、国际传播前沿实践、国际传播理论建构和国际传播实践创新。
（二）启动“精准传播”，推动“精准表达”
在制度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之外，国际传播的政策架构创新还体现在对传播路径和传播方式的精确定位。讲话首次提出采用“精准传播”推动“精准表达”的国际传播方式。所谓“精准传播”，是指“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即在传播终端对受众主体的精确识别；所谓“精准表达”，是指在中国叙事的全球话语建构中，基于传播的精准度，寻找接合理念的“本土化”表达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从受众身份的社会化建构这一视角看，“5·31”讲话强调从“精准传播”到“精准表达”的国际传播方式创新，也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新全球化格局及其媒介秩序变迁的理论认知。受众的全球身份、区域身份和分众化身份，一方面正是文化和政治经济全球化、区域合作化和媒介技术数字化等当代中国与全球深度发展的产物，受众身份的社会化建构反之也推动了国际传播的理念升级和制度创新。
面对当前的全球舆论和媒体传播格局，讲话也从技术、策略、战略、理念等全方位视角，提出了精准传播和精准表达的两个基本目标。一是扩大朋友圈，共商共治，即“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二是把握方式方法，以提升话语能见度为阶段性目标，即“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
启动“精准传播”，推动“精准表达”之所以成为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重点，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时代，区域、国家、群体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各区域和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媒介传播能力和受众认知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在国际传播和话语建构的认知和行为层面，精准化行动为推动各区域和国家间的信息和文化平等流动提供了实践可能。
三、国际传播的行动路径创新
（一）拓展中国议题的全球视野
建构创新型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在传播行动方面体现为国际传播实践的路径创新，首要是拓展中国议题的全球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可以从话语的哲学内涵、知识视野和行动目标三个方面理解。
其一，基于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升华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现了重塑国际传播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内涵，以及国际传播实践的理论建构功能这一路径创新。
其二，论述提供了一种从本土到全球的知识视野，提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挖掘新理念、新范畴、新表述“融通中外”的全球普遍意义，从知识塑造层面指导了国际传播从“本土经验”到“全球理念”的行动路径创新。
其三，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思想和精神力量的论述，在讲话中更为直接的表述为“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一论述提供了理解中国发展逻辑和发展理念，建构中国发展的国际传播话语，以及确定国际传播建设性的社会行动目标的解释框架，从而在全球话语建构层面，为拓展中国议题提供了全球视野。
（二）建构全球议题的中国叙事
如果说拓展中国议题的全球视野，有助于打通国际传播领域“自我言说”的认知瓶颈，那么建构全球议题的中国叙事，则提供了新时代国际传播实践建构“全球话语”的行动可能。“5·31”讲话强调，“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其中，为全球事务、全人类问题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就是对全球议题的中国叙事的战略部署和实践期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全球议题中国叙事的理论论述，一方面顺应了世界局势的历史性变迁，以及中国的全球能见度提升这一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叙事对于解决全球事务和全人类共同问题而言，并非是一种替代性、挑战性、否定性的主张，而是起到建设性、对话性、启发性的作用。
如何理解全球议题的中国叙事？“5·31”讲话明确提出，“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这一论述从核心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语境（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历史谱系（五千年中华文明），以及价值体系（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四个层面，对中国叙事的内涵与外延提供了系统解释框架。
在建构全球议题中国叙事的行动策略方面，讲话提出“要善于运用各种生动感人的事例，说明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则指明了在国际传播中“打磨”、“雕刻”、“提炼”话语，挖掘从情感到理性、从理念到实践、从部分到整体的逻辑关联的媒介建构意义。
（三）建构国际传播的联动机制
无论是拓展中国议题的全球视野，或是建构全球议题的中国叙事，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浪潮对全球媒体传播和文化交往模式的结构性重组，如何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建构国际传播的联动机制，成为了拓展国际传播行动路径的重要环节。“5·31”讲话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不难看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经被提升至现代社会运转和现代化治理的各个环节。
此外，讲话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国际传播工作，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形成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的良好氛围。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把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作为重要内容。要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这说明，国际传播的联动机制不仅强调国际传播工作需要落地于从各级行政治理，到各级党校和高等院校教育等各个部门，并上升为主导性的政治工作，而且明确了国际传播在“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方面的政治功能，以及“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方面的思想功能，以推动形成“观念—话语—行动”、“政府—民间—政党”协调有机的国际传播联动机制。
四、从“建构现代性”到“超越现代性”：国际传播的实践观念融合
如果说“5·31”讲话从知识理念、政策架构和行动路径三方面为国际传播创新型的知识体系和现代性建构提供了认识论基础，那么从理念建构到实践融合的方法论创新，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实践方向，而且为这一传播实践提供了“超越现代性”的理论愿景。
（一）话语与行动融合
“5·31”讲话首先体现了国际传播实践中的话语与行动融合。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现实基础，是“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由此可见，国际传播工作者不仅被定位成全球历史的观察者、建言者，更被建构为全球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其中媒介话语和社会行动共同构成了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议题。
（二）历史与未来融合
国际传播一般被理解为面向未来的社会化建构和理论想象。习近平总书记在“5·31”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的历史传统及其延续性，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不仅如此，当代国际传播的实践语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
这一论述为建构国际传播历史与未来融合的辩证观念提供了思想支撑。新时代国际传播的行动基点，正是“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双重语境。因此，国际传播的实践创新不仅面向未来，也意味着回到历史语境和现实土壤，寻找历史与未来融合的行动和理论资源。
（三）国内与国际融合
“5·31”讲话对国际传播实践和理论的建构，同样基于国内与国际融合的方法论创新。“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在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谱系中，国内和国际既分别代表实践的部分与整体，也分别代表着理论的历史性和普遍主义可能。一方面，国内的物质文化发展为国际传播和全球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行动保障，另一方面，国际传播也为国计民生提供了整合观念认同的思想基础。话语与行动、历史与未来、国内与国际是国际传播实践观念融合的三个方面，同时也为新时代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实践从“建构现代性”到“超越现代性”提供了方法论参照。
五、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全球发展的总体目标，围绕国际新闻传播等重要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其中，“5·31”讲话是中国领导人在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转型等重要历史节点，对国际新闻传播工作提出的行动纲领。
讲话发表时隔一周年，国际形势在延续和变革中不断发展，我们仍然可以深切体会到，讲话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新时代全球战略局势和国际传播问题的重大判断和系统性阐释，而且首次提出在战略格局中“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在理论建设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在传播实践中采用“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对理解和指导当代国际传播实践，依旧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从知识理念层面建构战略传播体系和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到政策架构层面转化“传播优势”，提升“传播效能”，启动“精准传播”，推动“精准表达”，再到行动路径层面拓展中国议题的全球视野。建构全球议题的中国叙事，建构国际传播的联动机制，不仅意味着国际传播本身的知识体系创新，更意味着从普遍主义理念到历史化的国际传播理论建构，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国际传播的“建构现代性”话语。另一方面，话语与行动、历史与未来、国内与国际在国际传播实践领域的辩证统一，推动了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观念融合，为建构“超越现代性”的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体系提供了思想支撑。
排版 | 潘晓霞
审核 | 刘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