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10月17日讯（研究员 高富赓 记者 郭松峤）同为地级市中翘楚，苏州与深圳的“较量”绵亘多年。

9月中旬，苏州城区统计口径进行调整，苏州城区常住人口为512.51万人，跻身特大城市行列。此消息一出，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自从2010年深圳人口突破1000万，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10069亿）以来，深圳的经济发展便走上了快车道。十二年后，其经济总量已经达到3.2万亿元。2022年，苏州GDP已经约2.4万亿元，如果按1275万人的常住人口来看，人均GDP达到18.6万元，与深圳有着“一战之力”。

以园林闻名的苏州内秀而小巧，像个温婉的女子，却是有着“最强地级市”称呼的“大强”。

早在2020年，苏州GDP就迈上2万亿元台阶，跻身全国前列。2020~2022年苏州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0%（实际增速，未考虑价格因素），在GDP超过2万亿的城市中高居榜首。

单从工业角度来看，苏州实力更为坚实。得益于良好的工业基础，苏州集聚了超过16万家工业企业，涵盖35个行业大类、172个行业中类和513个行业小类，是中国乃至全球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2022年，苏州的工业增加值仅略低于深圳上海高居全国第三，高于排名第四的重庆近30%。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

常住人口早已突破千万的苏州吃了行政区划分的“亏”

《通知》要求常住人口数以城区人口为准，指的是城市的市辖区，不包含县和县级市的人口。但苏州大部分的人口分布在下辖的县级市中。不同于广州开发区、成都高新区等基于行政区的建制，而苏州工业园由于成立较早，下辖区域仍在镇属基础之上，所以在统计上仍被列为镇中心区，而并未列入主城区。

所以，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苏州市区的常住人口只有399.12万人，距离500万人的特大城市标准尚有一定距离。

但按经济实力来看，苏州工业园早已是苏州经济的发动机。工业园辖区统计归口的调整，使其下辖5个街道，115万常住人口划归苏州城区。苏州城区常住人口也超过了512万人，终于让苏州特大城市的称号如愿以偿。

如果未来能把经济上掀翻诸多省会城市的昆山、常熟、太仓、张家港等四个县级市人口计入苏州，苏州人口总量将达到1275万人，妥妥成为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否为超大特大城市，还关系到都市圈的建设资格。根据国家发改委2019年公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苏州成为特大城市，将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苏锡常都市圈中的核心功能定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则认为，成为特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门槛，晋级特大城市一方面会给城市人口聚集带来规模效应，使公共服务配置更加有效，进一步提升人口流入并且长期定居下来；另一方面，城市也可以聚合更多的创新要素，引发新一轮创新，形成螺旋效应，有助于推动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不断升级，对于苏州包括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具有良好产业发展基础的行业发展形成促进。

曾刚认为，未来，苏州将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中，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享有更多的优先权，在推动城市间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等等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

苏州为何能一骑绝尘，创新是核心动力

苏州工业的一骑绝尘，得益于对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瞻性布局。而这些高精尖产业对创新研发投入极其重视。这点从企业研发投入总额长期霸榜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和生物医药产业10年、10亿美元、不足10%成功率的“三10”规则就可见一斑。

对赌新兴产业的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必然不可小觑。

根据《2023“中国100城”城市创新生态指数报告》显示，在“中国100城”城市创新生态指数2023年度排名中，苏州已经连续三年位列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

研发能力是衡量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苏州始终居于全国前列。

从研发投入方面来看，苏州的数据表现已经非常亮眼。早在2018年，苏州全社会研发投入就超过了500亿元。到2022年，苏州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已经增长至961.4亿元，以一个地级市之力超过了河北、辽宁、陕西等18个省市地区。如以城市进行排名，则仅次于北京、深圳、上海，位于全国第四位，年均增长率超过12%。

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研发投入，数据显示，2023上半年，苏州213家研发投入总和超过14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高教资源相对不足是产业创新的短板，苏州在人才引入方面不遗余力。

为了引入高水平人才，苏州启动了“百校进苏”、“千才留苏”的发展策略。

以“光速”集聚的光子产业是苏州吸引人才，推进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缩影之一。

作为2022年苏州市委市政府“一号文件”聚焦的特色产业创新领域，苏州快速聚集起数十归国人员组建的团队。作为现代化产业的“关键少数”，需要搭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

人才引入了，如何帮助技术实现跨越技术产业转化的“死亡之谷”，真正创造市场价值是苏州政府考虑的核心问题。苏州不仅提供了姑苏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帮助公共服务，也组建了产业基金支持各个环节的发展。而企业生存最关注的就是市场。为此，苏州组建了“创新联合体”，以龙头企业作为“出题人”，上下游企业瞄准目标任务进行攻关，在帮助龙头企业解难题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真正形成了产业创新集群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

通过引进一个人才、创办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产业，实现人才链、创新链、资本链、产业链“四链融合”，使一个全新的产业体系“无中生有”。

2022年，苏州光子产业规模达3600亿元，其中核心产业实现产值超600亿元。光芯片领域，拥有砷化镓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位居国内第一。

截至2022年，苏州累计引入高层次人才超38万，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创业类累计入选168人。根据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调查，截至2022年，苏州已经连续11年获评外国专家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连续3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

资本与产业的紧密结合是苏州科技创新的另一个推动力量。苏州通过设立专项科创投资基金，为创新主体提供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多业态支持。目前，苏州备案私募基金超过2400只，管理基金总规模超过8000亿元。境内外上市公司去年达到了247家，其中科创板已达50家，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国内第三，约占全国总量的10%。

2022年，苏州提出“产业创新集群融合”的新发展概念。

产业集群与产业创新集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创新”。以集群的形态组织创新、以数字的手段赋能创新是苏州产业创新集群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通过明确权、责、利，明确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归属、许可使用和转化收益分配办法等组建创新联合体，抱团跨越产业转化壁垒。苏州的纳米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高端纺织纷纷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苏州实验室挂牌组建；“灯塔工厂”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

曾刚认为，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不断以新技术培育、引领产业升级是苏州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成效显著的关键。

在哪些方面苏州与深圳有得比

从地理位置来看，苏州和深圳都占据了中国经济核心区的优势。

从区位来看，苏州位于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程度最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紧邻上海、浙江，享有太湖，长江的交通优势，使苏州成为华东地区经济中心城市之一。

深圳则位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核心区域，濒临南海，并与香港相邻，是广东省辖地级市，广东省副省级市，国家计划单列市，超大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国际化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两座城市都处在发展的最前沿。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企业投资兴业，也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22年，苏州进出口总值在全国所占比重为6.1%，出口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进出口列第四位；而深圳外贸出口规模连续第30年居内地外贸城市首位。

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更是深圳的核心产业支柱。2022年，深圳相关产业收入达到9140亿元，占GDP的比重高达28%以上，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大的获益者之一。相较于深圳，苏州并没有赶上第一波数字经济浪潮的潮头，2022年产业收入为3785亿元，所占比例不足16%。

苏州的宝押在了生物医药这个持久的朝阳产业上。

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2022年苏州生物医药行业产值达到2188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9%，明显高于深圳677亿元和2.1%的产业规模。

从教育基础资源来看，两者都存在教育资源不足，人才短板问题。

同属于地级市的苏州和深圳都缺乏一流研究型大学，高端人才培养能力偏弱。

从苏州来看，苏州大学历史悠久，但始终未能进入一流行列；南京大学苏州分校、昆山诺丁汉大学等成立时间不长，加上我国大学分校地位的局限，对本市高端人才培养网络建设的贡献有限。

深圳也具有同样的问题，虽然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发展迅速，但短期内仍很难建立研究型大学的集群，从而形成人才与原始科技创新的土壤。

对于以创新定义未来的两地，显然对此非常重视。

苏州相继引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院纷纷选址落地，清华大学苏州校区、北京大学苏州校区、北大汇丰商学院等也均被引入。

深圳则发挥香港地区资源优势，引入了香港中文大学，并与国内知名院校联合建设暨南大学深圳校区、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以及建立深圳理工大学、深圳海洋大学等一批本地高等学府。

从产业政策方面来看，苏州和深圳都采用了国际领先理念进行产业规划，并能执行贯彻。

作为中国与新加坡联合规划的国内顶尖产业园区，苏州工业园代表了苏州产业发展的方向。

提及新加坡，不得不提起全球知名的启奥生命科学园。作为新加坡生物医学计划的实施主体，启奥生命科学园由政府机构和政府基金对研究经费和税收优惠，并对创新企业和大学直接赋能；政府主导建设的七个生命科学领域研究院和重点实验室，形成了创新核心力量，并以此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平台，促进跨国公司、本土企业、高校与公共机构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同样的模式也在苏州工业园完美体现：高起点的规划建设、高门槛集群化标准选产业、高水平推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建设创新生态、高能级开展服务创新、高协同优化综合环境。关键中之关键，培育了国内第一个园区管理领域的上市公司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彰显了苏州工业园区优质管理服务和巨大的品牌影响力。

深圳则是中国市场化、国际化的标杆。截至2022年底，深圳民营企业达237.9万家，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7%。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55.9%，贡献税收占比约70%。紧邻香港，与国际接轨的商业环境，使深圳连续3年被全国工商联评为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城市。

定位中国波士顿，苏州未来该如何打造产业优势？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看来，苏州经济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从经济模式来看，苏州主要包括以昆山和太仓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的模式、以张家港、吴江、常熟为代表的内生性增长模式和以工业园区、高新区为代表的的创新驱动模式。

从外向型经济模式来看，昆山和太仓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基础源于招商引资。如太仓主要为上海德系汽车产业链体系代工贴牌，形成了强大的相关和衍生的配套体系。昆山最初是为台商制造业产供链提供出口加工区服务，后来扩展到台港澳、日韩和欧美生产体系。在早期布局，昆山、太仓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主要是嵌入到跨国公司国际工序分工体系。

从内生性增长模式来看，苏州本地企业伴随着中国过去40年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一路发展起来，产业结构偏向于传统行业。将优势从低成本向高增值转变，需要的人才和金融支持与过去完全不同。

从创新驱动模式来看，苏州工业园区、高新区虽然做了很多“无中生有”的实践，但从基础能力来讲，大科学装置、国家级实验室以及共性技术平台依然是苏州的短板。

深圳的“先生”是香港，苏州的“先生”是上海。香港的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程度远远超过上海，城市基因的差异导致了深圳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程度更为深入。

但苏州未来的发展目标并不仅仅是对标深圳。

2020年，苏州就提出要“举全市之力”对标并借鉴美国“波士顿经验”，构建具有苏州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体系。

对标作为全球产业创新高地的波士顿，不仅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一流的金融体系和一流的法制体系支撑。

张燕生认为，目前，在全球正在形成中国和美国两个平行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背景下，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市场主体，共同构建高端的生产体系；将外向型的经济模式本地转化，将嵌入式模式转变为主动发包，由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转变为打造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苏州转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