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剩余价值、剩余快感到剩余数据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辩证逻辑
摘 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控制和治理下重新思考主体解放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拉康的剩余快感学说，提出一种新的辩证逻辑，即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剩余数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不仅仅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是在劳动力商品中没有被完全纳入到价值交换形式中的那一部分价值。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依赖于这个不平等的交换。同样，在拉康那里，主体被象征秩序阉割的剩余快感，形成对象征秩序上已经满足的快感的挑战，从而让主体找到破除象征秩序的可能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看到了万物皆可数据化和被平台算法过程过滤和筛选数据的过程，后一个过程让前一个过程的大量数据沦为剩余数据。剩余数据是不符合数字资本牟利和控制逻辑的数据，而数字时代的主体解放正需要通过创造共享算法，让这些剩余数据重新呈现，从而帮助人们摆脱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与奴役。
关键词：剩余价值；剩余快感；剩余数据；数字资本主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21世纪西方激进左翼文论批判研究”（20＆ZD290）阶段性成果
原文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南京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卢克莱修，这个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与伊壁鸠鲁相提并论的古代唯物主义者，在其代表作《物性论》中曾有过如下的论断：
当人们设想神为人类创造万物的时候，
他们在一切方面似乎都远远违背了真理，
因为即使我从未认识事物的始基是什么，
但根据天的行为和别的许多事实，
我也会敢于断定这一点：
万物绝不是神力为我们而创造的，
它是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缺点。①
在马克思看来，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不同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恰恰在于，真正的法则在于万物本身存在着“缺点”（culpa），也正是这个“缺点”，让万物的运动相对于神的观念预设的法则来说，一定会产生“偏斜”（clinamen）。在随后的段落中，卢克莱修继续写道：“当原初物体自己的重量把它们通过虚空垂直地向下拉的时候，在极不确定的时刻和极不确定的地点，它们会从它们的轨道稍稍偏斜——但是可以说不外略略改变方向。”②的确，相对于所谓的神的普遍规律而言，对于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来说，物相对于这种规律总是存在着“缺陷”，总会在：“极不确定的时刻和极不确定的地点”发生偏斜，换言之，物相对于神的普遍规律和轨道而言，总是存在着剩余物（reminder），而剩余物的运动偏斜了“正常”的运动，让物本身的存在得以可能。正是这样的段落，激励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马克思用他自己的语言称颂着卢克莱修：“原子作为原子只存在于虚空之中。所以，自然界的死亡就成为自然界的不死的实体，卢克莱修也就有理由高呼：‘会死的生命被不死的死亡夺去了。’”③简言之，马克思在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等人那里看到了一种不能被观念和因果关系的神话所消化的物的存在，这种物或原子的存在代表着在自然界之外的物的实质，从而在这个坚硬的物的内核中破除了德国古典观念论的奥秘。
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
在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我们的身体和物质一起被转化为互联网络和平台空间中的一个数据，并在其中发生交换的时候，一种数字悲观主义认为，不断进化的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收集、分析正在日益操纵着我们的生活，面对日益强大的数字互联网络，人类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在马克思心中的那种物的偏斜的火花一样在今天的数字世界中闪现，成为我们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的希望。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偏斜，新的克里纳门，找到突破数字阿门塞斯王国的路径。
01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正确道路：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④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这段话？对于带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而言，经济活动及其规律首先表现为在思维过程中的抽象，当将这种抽象的经济观念和规律应用到具体的经济活动和现象中的时候，具体的经济现象似乎是这种观念和规律的再现。但是，马克思强调，“这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⑤尽管在真实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我们仍然需要用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如价值规律）来理解各种具体的现象，但是，马克思提醒我们，这些所谓的“普遍规律”并不是具体经济活动本身，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用削足适履的方式，将各种经济现象强行塞入到他们所谓的经济范畴的总体之中，从而变成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例如，政治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内容就是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中就十分赞赏亚当·斯密将劳动作为衡量商品交换的一个基本尺度，李嘉图指出：“除开不能由人类劳力增加的东西以外，这一点实际上是一切东西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是政治经济学上一个极端重要的学说。……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⑥可以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通过对商品之中蕴含的劳动量的多少，形成了在市场上用于交换商品的最基本的等价形式，而恰恰是这个等价形式，构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无论何种具体的商品，只要它放在市场上用于交换，在市场上经过一个简单的换算，即结合其中凝聚的劳动的量，进行等价的换算，便可以得出不同商品在抽象层面上的等价形式。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一部分庸俗政治学家将商品可以用来交换的秘密当成了一种神话，从而制造了一种奇特的商品拜物教，他们将这种商品拜物教写进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成为他们在市民社会体制下发家致富的奥义书。但马克思给出了这种神话的现实根基，即商品拜物教无非是将一种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当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规律，并以之作为指导资本主义社会发家致富的原则。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旦我们洞悉了在商品交换中凝结的劳动的量，及其对应的等价交换的形式，一切奥秘不再显得如此神秘，人们并没有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收益，不过是将生产过程中体现的生产关系加以现实化，成为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基于劳动的量形成的等价形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价值规律，成为了照耀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普照的光，在这个光照射到的地方，一切具体的、特殊的、变化的物，都变成具有恒定的量的商品。交换的等价规律变成了市场的透明法则，它统治和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从而建构起带着商品拜物教光辉的普遍世界。资本主义让等价交换的法则，在大航海和现代工业生产的推动下，摧毁了一切坚固的地方性的万里长城，真正将自己的徽章标记为适用于全世界的永恒法则。
不过，基于劳动的量的普遍交换的等价形式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其建立普遍性、征服了全世界的时候，也在其内部形成了一个非等价形式的症候。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研究，揭示出在等价形式的交换中，让资本家发家致富、牟取巨额利润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商品的等价形式，而是市场上的一种特殊的商品。马克思说：“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⑧正是对这种特殊商品的分析，让马克思彻底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当然，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那里，他们同样发现了等价交换原则，像李嘉图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发现了价值增殖的源泉并不在于交换，而在于生产，这就是G-W-G’公式的来源。换言之，诸如李嘉图之类的政治经济学完全知道劳动力商品的奥秘，即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从而实现了产品的价值增殖。不过，马克思更清楚地指出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所在，他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正是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⑨显然，在市场上资本家用来交换工人劳动力的工资，并不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全部，在完成工资支付的劳动产品的价值之后，工人仍然在继续劳动，并用剩下来的劳动为资本家的生产带来额外的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在生产过程中掩饰奥秘。正如南希·弗雷泽在她的新书《食人资本主义》（Cabinnal Capitalism）中指出的那样：“资本的扩张不是像市场观点所说的那样，是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的，而恰恰是其反面：在工人的部分劳动时间里，他们没有获得报酬。……我们发现了一个更肮脏的秘密：在更高级的雇佣劳动的胁迫背后，隐藏的是公开的暴力和公然的盗窃。”⑩
当然，马克思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奥秘不尽于此。我们知道，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其经济学的奥秘在于等价交换原则，一切具体事物都可以按照一定的价值形式，变成一定的交换价值。不过，就在这个资本主义推行的普遍的等价交换形式的背后，其基础是一个非等价交换。即劳动力的交换是一种被“等价交换”形式的外表掩盖的非等价交换。在劳动力商品进入到市场中的时候，它无法像其他商品一样取得一个与劳动力对应的值，因为劳动力本身就是那个值，它是用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但对于劳动力本身而言，这个尺度无法用来衡量自身，它只能按照资本家提供的薪酬来进行衡量，只有经过薪酬或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才能进入到市场之中，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但是，我们知道，劳动力进入到市场时，它并非完全进入到市场之中，它的薪酬或工资的价值形式，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形式是不完全等价的。简言之，劳动力商品只有部分被纳入到等价交换的体系之中，如果劳动力商品以其全部的价值进入到劳动力市场，资本家便无法牟取利润，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机制崩溃。与之相反，唯有当劳动力的价值不能完全被纳入市场交换时，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才能良性运转。
但是，正是由于劳动力的价值没有完全被纳入市场交换体系之中，势必意味着相对于已经交换的部分（工资或薪酬），总是存在着一个被掩盖的剩余物，这个剩余物由于在市场交换中不可见（它被所谓的市场交换的等价形式所掩盖了），于是，它可以恣意地被资本家所占有。这部分价值便成为了剩余价值，这势必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劳动力交换必然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而更为有趣的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必须依赖于这个不等价交换才能成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指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症候所在，他指出：“因为有了这种新商品（劳动力），等价交换成为对自身的否定，因为出现了剥削，出现了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里不能错过的关键之处是，等价交换对自身的否定恰恰出现在等价交换的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对它的简单反叛：劳动力被剥削，不是因为没有把全部价值支付给它；至少大体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完全等价和绝对公平的。这里的迷人之处在于，劳动力是一种奇特的商品，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正是这个超出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了。”⑪为此，齐泽克将这种依赖于不等价交换的等价交换形式称之为悖论性的交换（paradoxical exchange），换言之，正是因为劳动力商品中的不等价交换制造了隐秘的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不断牟取高额利润的动力全部来自于这种不等交换，那么，剩余价值就不仅仅代表着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产品和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是让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逻辑得以成为的隐秘前提。一旦剩余价值的奥秘被揭示出来，一旦剩余价值不再处于市场交换的隐秘角落，而是被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阳光照耀，成为众目睽睽下的事实，那么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秘密也就不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被等价形式掩盖的剩余价值，成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不触及这个逆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就仍然可以保持其流畅性，一旦剩余价值不再隐藏在等价交换的逻辑背后，而是直接作为资本主义的真相揭示出来，那势必是资本主义全盘崩溃的开始。
02剩余快感：象征秩序下的对象a
有趣的是，同样在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他为我们揭示了拉康的一个关键概念，即剩余快感（surplus enjoyment）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之间的承袭关系。齐泽克说：“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一点——拉康的剩余快感概念就是仿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提出的，那么上述事实就会更加令人吃惊。有证据表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有效地凸显了拉康的作为剩余快感的具体体现的对象a的逻辑。”⑫在2022年新出版的《剩余快感》（Surplus Enjoyment）中，齐泽克依然坚持着这种逻辑：“这让我们看到了拉康的对象a的观念，对象a就是剩余快感，若无剩余快感，就不存在‘基础快感’，快感总是过剩的和剩余的。在拉康的思想中，对象a有着十分漫长的历史。早在几十年前，拉康就参照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商品分析。毫无疑问，拉康参照了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Mehrwert），拉康将其成熟的对象a看成是剩余快感（Mehrlust）”⑬。那么，问题在于，拉康究竟是如何模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创造了独特的剩余快感概念呢？
正如前文分析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依赖于：
（1）市场中的等价交换形式，即价值体系；
（2）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正是在劳动力部分地而不是完全地被纳入到市场之中，形成了剩余价值。
因此，在对拉康的剩余快感进行分析时，我们也需要提出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与市场中的价值交换形式一样，在拉康那里，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交换，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交换（symbolic exchange）。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设定了三个界：实在界（the real）、想象界（the imaginary）和象征界（the symbolic）。在三界之中，唯一可以发生交换的层面就是象征界，而在象征界上发生的就是象征交换。换言之，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所有的主体都参与到象征机制的交换之中，并收到象征秩序的约束，在这个象征秩序背后，有一个象征着大写父亲的权力在起作用，拉康称之为“大他者”（the big Other）。大他者协调着参与象征结构中活动的各种主体的行为，拉康说：“最初显示出这个象征机制是在直到迄今未知的何种深度上在个人的心理和个人的行为中活动着。这个象征机制的人为形式在社会中协调着，但它是深印在语言无意识地传递的根本结构之中的。”⑭也就是说，一旦人类进入到话语和符号的领域，就已经进入到了象征交换之中，一切事物在大他者的目光的凝视下成为平滑连贯运行的整体。
第二，与市场上的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一样，在象征交换之中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存在物，即主体。主体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正是因为接受了象征秩序的规则，它才能被纳入到社会体制之中，成为象征交换的一部分。但正如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完全被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一样，主体的欲望也没有完全被纳入象征交换的秩序之中，在大他者的目光之下，主体遭到了阉割。正如拉康指出：“如果人开始思考象征秩序，这正是人从其存在中被象征秩序所俘获。人们拥有他构成了象征秩序的幻觉，源于如下事实，即通过他与同伴的想象关系中的一个特定缺口，他才得以作为主体进入这个秩序。”⑮简言之，在主体进入到象征秩序那一刻，主体的快感已经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符合象征秩序的快感，是一种被象征结构构成的快感，符合这种快感的主体成为了可以在既定象征秩序下活动和交往的主体。但是这个主体不是完全被纳入既定象征秩序之中，也就是说，他存在一个剩余物，无法进入到象征秩序之中进行交换，成为了特定的无法被呈现出来的欲望对象，拉康将之定义为对象a，这样象征秩序下的主体是一个被切除了对象a的阉割主体$。在进入到象征秩序那一刻，主体不再健全，在大他者的凝视之下，他从完整的S变成被阉割的$。只要我们仍然处在象征秩序之中，我们就有一个永恒被切除的对象a。而被阉割的主体$指向一个永远被切除的对象a的运动，就成为拉康的欲望公式$◊a，即阉割主体永远欲望一个被切除而得不到的对象a。这里我们已经获得了对象a的确切定义，所谓的剩余快感，就是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的交换过程中，永恒地欲望着被大他者切除了对象a的快感。正如齐泽克的解读指出的那样：“这就是数学公式$◊a所阐明和表达的东西：主体与某个对象相关，即这个对象体现了象征界上的大他者的空隙，而剩余快感就是让这种空隙的内核显露出来的快感。”⑯
我们可以用《爱情、死亡、机器人》第三季第九集的故事《吉巴罗》（Jibaro）作为例子。在这集动画短片中，一群骑士闯入了一片森林。显然，这群骑士是带着任务来的，他们进入森林就是为了寻找某种宝藏。换言之，在进入森林之前，他们已经被象征秩序询唤为主体，他们的目的就是在这片神秘的森林里找到他们需要的宝藏。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其他欲望都被阉割了，他们仅仅作为一个寻宝的队伍出现在森林之中。这个时候，他们是阉割的主体$，但这个时候的欲望不是剩余快感下的欲望，而是符合象征界上的快感，他们需要的是对象A，因此他们需要在森林里找到与A对应的象征性的S（A）。
在这个时候，短片中的女主角出场了，她是一个女妖，一方面她拥有着魔力的歌喉，任何凡人听到了她的歌声，都会陷入疯狂，并掉入森林的湖水之中，被女妖吃掉；但另一方面，女妖身上布满了金色的鳞甲以及各种奇异珠宝，或许这些金色鳞甲和珠宝就是这一批骑士进入森林的目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需要的S(A)居然是女妖鳞甲。女妖和以往一样，发出那带有魅惑性的歌喉，让其他的骑士都为之癫狂，掉入湖水之中，和以往的寻宝人一样葬身于湖底。但这次不同的是，短片中男主角是一个聋子，他的缺陷恰恰没有让他步同伴们的后尘。当这个聋骑士看到女妖那一刻，他用力敲晕了女妖，并将女妖身上的鳞甲和珠宝全部剥离下来，而女妖的实体作为虚无的存在被扔弃在湖水之中。对于女妖而言，她第一次看到不受她歌声迷惑的外来人，但对于这个聋骑士而言，他看到的从来不是女妖，而是一个装饰着满身金银和珠宝的身体，换言之，女妖的身体在骑士面前被一分为二了，一边是在意识形态象征秩序上有用的S（A），即完全符合象征性他者需要的珠宝和金银，也是骑士的目的所在，在剥除女妖鳞甲和珠宝的那一刻，他的欲望被满足了。
但是，女妖并非只有黄金珠宝，她那具被骑士遗弃的被剥光了黄金鳞甲和珠宝的身体处于骑士的象征秩序之外，被他们头脑中的象征秩序遮蔽，并被标识为无意义的虚无。在这个意义上，女妖的身体以及她那个魅惑歌喉实际上就是被象征秩序阉割的对象a，而一旦骑士重新恢复了听力（骑士喝下了沾染女妖鲜血的湖水，治愈了他的耳聋），他就不再是一个残缺的主体$，在骑士喝下湖水恢复听力那一刻，女妖的歌声一下子作为一个例外的对象呈现在骑士面前，他和他的同伴们一样，被这个被祛除的对象所迷惑，在第一次感受到从未聆听过的婉转凄绝的女妖歌声那一刻，骑士也葬送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切似乎隐喻着，一旦被阉割的主体得到了指向对象a的剩余快感，那么势必意味着象征主体的死亡，在绝对不能得到的欲望和剩余快感面前，对于象征主体来说，那是致命的，只有死亡才能实现主体的剩余快感，摧毁象征秩序的交换。或许，这一切正如波德里亚所说：“不过，我们是在用我们的持续死亡和我们的死亡焦虑为代价，赎买我们象征交换的终止。”⑰
指向对象a的剩余快感是致命的，也是有诱惑力的，它是象征秩序上的空洞。被象征界的大他者阉割后的主体，在触及到剩余快感那一刻，也意味着象征秩序的崩溃与死亡。这里存在着一个翻转，即象征交换依赖于一个绝对不能被纳入象征体系的对象a以及指向对象a的剩余快感，正如齐泽克所说：“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反冲’（absolute recoil）：作为对象征秩序的偏离，剩余是对象征秩序的预设，它们产生的快感存在于对象征秩序的超越；然而，这个象征秩序本身是通过剩余产生的，是终极剩余。”⑱仍然以《吉巴罗》为例，表面上看，骑士们之所以进入森林，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象征秩序上的动因：寻找金银珠宝。但是之所以不断有人进入到森林去寻找金银珠宝，恰恰是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人成功地找到金银珠宝，而之所以没有人找到金银珠宝，是一个被象征秩序掩盖的奥秘，金银珠宝是女妖身上的装饰，而女妖的身体作为对象a被象征秩序消除了，但进入森林的骑士不仅遭遇到他们象征秩序上的对象S（A），也遭遇了象征秩序的剩余物，那个女妖身体及其魅惑的歌声。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骑士主体$是否能顺利地在森林中找到象征化的对象S(A)，而是在于由于女妖身体和歌声作为对象a的存在，让骑士主体$寻找S(A)的行为一次又一次陷入失败，从而使得象征秩序上不断驱使新的主体进入到森林之中，反复地寻找象征性的S(A)。这样，象征逻辑在这里被反转，成为“绝对反冲”，正是无法被象征秩序识别的对象a一次又一次让象征界上的主体进入到森林，去完成不可能的寻宝任务。倘若第一队骑士就能找到黄金珠宝，满载而归，就不可能有剩下的故事了。在《吉巴罗》的故事中，真正驱使象征界不断让主体进入森林寻宝的隐蔽原因就是那个被象征秩序遮蔽的对象a，让主体在森林中遭遇了他们在象征秩序上无法理解的剩余快感，剩余快感的出现，意味着主体在象征秩序下的崩溃与死亡，也意味着象征秩序的法则的失效。
03剩余数据：数字时代的知识考古学
我们今天正处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变革的关键点上，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元宇宙、5G通讯、大数据算法似乎正在为我们缔造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未来数字技术的乌托邦，但资本敏锐的嗅觉迅速地将这种变革的力量吸纳为己用。当资本的金融潮水侵入到数字存储、人工智能、平台算法领域之中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数字技术背后不断跳动的数字-流量，在改造我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通过将一切事物的数据化，将资本实质从属（real subsumption）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微观领域之中，从Tik Tok的短视频、到Twitter的留言，从元宇宙的游戏互动到日常生活的网络购物，每一个领域都被资本的力量充斥着，他们瞬间将资本主义带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时代。
从数字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彻底变革，到资本的力量对数字算法和平台领域的殖民化，我们同时感受到两种不同的力量在彼此抗衡。批判理论家乔纳森·克拉里认为：“在最近发明的5G网络中，‘物与物’之间的数据流（而非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占压倒性优势，进一步体现了这种蔑视。数十亿台机器在‘相互交流’，恰其表明‘交流’这个动词已无实际意义，其词源丰富的社会意义已经退化。不同设备和网络之间的流数据计算能力的不断提高，配备了传感器的设备也能够自主运作，并根据用户的新反馈，不断调整、更新数字应用设备的功能，以供人们更方便的使用。既然机器已经有了如此高的计算速度，那么人类进行思考所需要的时间就显得毫无意义。”⑲毫无疑问，在克拉里这里，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发展糟糕透顶，认为它已经掏空了人类思考和存在的内涵，让冷冰冰的算法主宰着未来人类的命运。
而在数字时代变革的另一边，他们看到的是数字技术带来的算法治理的巨大潜能：“世界首先要被数据化。此处的数据化指代‘获取太阳底下所有事物的信息，包括那些我们从未考虑过的信息……然后将其转化为数据格式以量化’，从而解锁‘信息的隐含、潜在价值’。换句话说，世界增加了一个新的——数字——开发层，整个世界成为巨大的数据生成器。随着数据的新用途被提出，它们通常以声称改善并优化从个人生活方式到经济与环境的一切的形式进行贩售，从而将数据设定为能够实现我们梦想的万灵药。”⑳卡尔波卡斯显然对于数字算法的未来变革充满着乐观的期待，他十分坚信，万物的数据化和算法化，并不会带来克拉里所认定的人类思考的无意义，而是会变成“实现我们梦想的万灵药”。
然而，无论是认为数字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他们都共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卡尔波卡斯所说的“世界首先被数据化”，不仅是被数据化，而且是无一遗漏地数据化，不仅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被数据化，被算法精准地数字图绘（digital profiling），而且正如克拉里所说，物与物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交流也是数据化的。那么，在万物存在和数据化，以及平台算法对数据的调用和分析之中，存在着严格的理想化的对应关系，即所有人与物的存在都通过一定的算法被转化为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又被无一遗漏地被数据平台所占有、分析、利用，反过来进一步控制数据平台和云空间所映射出来的世界。
总而言之，今天数字技术以及随之而产生的资本力量在各个数字和智能平台领域的殖民化带来的幻象是，数字已经将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数据化了，都被纳入资本所掌控的算法之下，接受算法的监视和控制。正如法国左翼组织堤昆（Tiqqun）所描绘的场景：“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计算机会对主体进行彻底的重新建构，其目的是将主体掏空。这不再是像自由主义假说所要求的那样，把主体从传统的外部联系中分离出来的问题，而是剥夺了主体的所有实质。每个人都将成为一个没有血肉的皮囊，一个无法循环回路上的点。”㉑那么，在这个密不透风的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控制和治理之下，我们是否能为人类主体找到一个逃逸的路径？
既然拉康受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市场交换和价值形式分析的启发，从而在象征秩序上提出了剩余快感的范畴，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沿用相同的逻辑，在剩余价值和剩余快感的共同逻辑之下，找到一个新的范畴，用来思考在数字和算法治理之下的孱弱不堪的生命的可能。将前文分析的内容概括一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个公式：
马克思：劳动力→交换体系→实现的价值（工资）→被遮蔽的价值（剩余价值）
拉康：欲望→象征体系→实现的欲望（S(A)）→被遮蔽的快感（对象a，剩余快感）
实际上，在很多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两个不同的过程被视为同一个过程。一个是万物被算法转化为数据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些学者，如克拉里和堤昆，就认为在万物被数据化的同时，主体就被掏空了，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但准确来说，算法和平台的控制是在普遍数据化之后的另一个算法过程中实现的，世界普遍的数据化只是后一个过程的前提条件而已。伊安·博格斯特（Ian Bogost）提出，算法过程“是一种简化和扭曲，将一个复杂的系统从世界中提取出来，并将其抽象为捕获该系统某些逻辑，并丢弃其他逻辑的过程。”㉒因此，博格斯特的说法是，存在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数据化过程，一个是算法过程。数据化过程是一个普遍抽象的过程，即万物皆可数据化，但数字资本主义真正的权力并不在于数据化过程，而是在于第二个过程即算法过程，算法过程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筛选，一部分被视为有用的数据，被转化为流量-数据，而另一部分被平台算法所过滤并被抛弃，成为了剩余数据。我们可以给剩余数据一个准确的说法：在我们行为生产出来的数据中，存在着大量被平台算法所遗弃的数据，对于资本来说，这些被遗弃的数据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它们的确也是这个世界上万物运动和交往所形成的数据。不过，由于这些数据不利于资本牟取利润，也不利于算法治理的直接控制，于是它们被抛弃了。相对于那些用来做精准数字图绘的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是剩余数据。㉓
伊安·博格斯特（Ian Bogost）
那么，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拉康的剩余快感的公式中，引出剩余数据的公式：
数据→算法体系→实现的流量（流量-数据）→被遮蔽的数据（剩余数据）
从这个公式表达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和马克思的交换形式与拉康的象征形式一样，我们可以从数字时代的算法过程中得出一种流量交换体系，也就是说，符合平台算法的数据才能作为流量-数据被广大用户所看到和听到，成为吸引眼球的流量。流量交换的基础是算法，是在平台基础设施上形成的过滤的结构，所有数据只有符合这个结构，才能在数字世界和元宇宙世界中被看到，反之，则成为剩余数据。
第二，基于平台算法的流量交换的基础，恰恰是大量被排斥在算法过程之外的剩余数据。正如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揭示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逻辑的崩溃，拉康对剩余快感的揭示，意味着象征秩序的逻辑的崩溃。我们是否可以设想，通过某种方式揭示出来的剩余数据也会造成带有牟利和控制倾向的平台算法的崩溃。不过，这里有个基础问题，所有的数据作为代码存储在机器空间里（如服务器、传感器、中继器等），它们本身并不对人类开放，也即是说，当我们直接在机器里看见这些代码时，我们实际上什么不知道。换言之，除非经过特定算法的翻译，这些数据所包含的内容才能向我们展示出来。
那么，从这里我们进一步得知，算法过程是数字空间中主体必不可少的中介，我们接触到任何数据，包括剩余数据，都必须通过算法来实现。因此，在面对剩余数据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简单通过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些剩余数据，相反，这个是一个纯粹数字技术的问题。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批判的对象从来不是算法，而是某些算法，即那些被资本殖民化的数据平台用来牟利和控制主体的算法。正是那些带有严重偏向和歧视的算法制造了大量的剩余数据，而剩余数据的出现，并不是让所有的计算机算法崩溃，而是让那些为特定资本平台和控制权力服务的算法陷入僵局。因此，剩余数据的价值，就是在于提出在平台算法过程之外，我们可以用另外的算法来重新组合各种数据。我们看不到剩余数据，不等于这些数据不存在，我们需要通过其他算法模式让其在数据空间之中呈现出来。
这似乎让我们回到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的相关论述，福柯指出：“考古学试图确定的并不是隐藏或显现在话语中的思想、再现、影像、主题、烦扰，而是那些话语本身、那些作为遵从规则的实践的话语。考古学不会把话语看作是文献、另一物的符号、应该是透明的要素，但应该经常穿过这种要素令人讨厌的不透明性，以便最终在这种不透明性得以保留的地方重返主要部分的深处；考古学在话语自己的容积中把话语作为遗迹来探讨。”㉔福柯的考古学在历史叙事的间隙中挖掘出那些不被人们熟知的历史遗迹，而正是这些历史遗迹让观念史的连续性叙事遭到了挑战。同样，对数字时代的剩余数据的考古学，当然是在人们创造的新共享算法基础上的数据考古学，从而让我们从平台塑造的流量-数据的信息茧房中走出来，看到更为广阔的数字时代，由此，在资本和权力控制下的平台算法，在剩余数据的浮现之中便崩溃掉了。剩余数据是一种双重逃逸，一方面它帮助我们逃逸了被算法塑造出来的信息茧房中的有限主体，在剩余数据及其算法基础上发现另一种构成主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逃逸了数字资本主义控制，成为我们让殖民化的平台算法流畅控制一切的逻辑陷入僵局的手段。这是新的克里纳门，是数字时代的卢克莱修，剩余数据让平台资本的算法发生了偏斜，正是这个新的偏斜塑造了另一种数字资本之外的主体运动，我们在此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的诗句来宣告剩余数据的考古学的偏斜：
在极不确定的时刻和极不确定的地点，
它们都会从它们的轨道稍稍偏斜——
但是可以说，它们略略改变了运动。
注 释
①②[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2、7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5页。
⑥[英]大卫·李嘉图：《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卷：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194-19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⑩Nancy Fraser, Cabinn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Books, 2022, p.8.
⑪⑫[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2-53页。第二处译文根据英文原文有所改动。
⑬⑱Slovaj Žižek, Surplus Enjoyment,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p.6, p.161.
⑭ [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页。
⑮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1966, p.53.
⑯Slovaj Žižek, The Most Sublime Hysteric, Cambridge: Polity, 2014, p.63.
⑰[法]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⑲[美]乔纳森·克拉里：《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马小龙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79页。
⑳㉒[立陶宛]伊格纳斯·卡尔波卡斯：《算法治理：后人类时代的政治与法律》，邱遥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20页。
㉑Tiqqun, The Cybernetic Hypothesis, trans. Robert Hurley, Psadena: Semitext(e), 2020, pp.52-53.
㉓关于剩余数据的一些分析，可以参看蓝江：《外主体的诞生——数字时代下主体形态的流变》，《求索》2021年第3期。